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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沃什去世的消息并不令人震惊，因为，毕竟这己经是一棵历尽百年沧桑的老橡树了。意外的却是，在安葬问题上，引起了波兰国内很大的争议，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波兰人的身份遭到了质疑。
波兰政府最先拟定两个地方作为安葬米沃什的墓地，一个是克拉科夫的墓地，一个是克拉科王宫附近的教堂。在教堂的地下墓穴里，安葬着的都是波兰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化人。当然，政府最后还是确定把米沃什和他们安葬到一起。这个决定并没有获得国人一致的认同，一些知名人士公开表示反对，其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波兰作协主席斯特热莱维奇和波兰社科院的知名教授，以及四位波兰家庭联盟党的前议员等多人联名写信给克拉科夫地区教会的大主教，要求拒绝在克拉科夫教堂安葬米沃什。波兰的宗教电台玛莉亚电台完全置大主教的意见于不顾，号召听众反对米沃什的葬礼。不少反对者根本不承认米沃什是波兰人，波兰一些媒体在评价米沃什时，也使用了“叛徒”、“逃亡者”、“良心缺席者”等词语；在葬礼问题上，甚至出现当天是否应当让送葬队伍穿过城市这样一类争论。
米沃什成了一棵无根的橡树。
1951年，米沃什作为波兰驻法大使馆的一名文化官员突然出走，从此过起流亡的生活。是他决心同波兰政府决裂，从而主动地把自己同故土的联系切断了。他不能不做一个西方人。但是，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十年后在美国，他都做不成那类“世界公民”。像卢梭、马克思、爱因斯坦，他们身在异地，辗转流徙，确实很少带有为我们所惯见的“祖国”观念。米沃什不同。他在法国时，听纯诗的提倡者瓦雷里做关于永久性艺术的演讲，想的却是祖国内地政治大搜捕的恐怖情景。他在巴黎出版的文集《被禁锢的头脑》，反对极权统治与思想控制，同样是以波兰及东欧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为背景的。在美国，这位波兰之子也没有被美国化。他自称属于“另一个欧洲”，来自“二十世纪的黑暗中心”，可是，他不但拒绝为“自由欧洲之声”撰稿，而且反对东欧作家对西方的模仿，为西方的文化市场写作。米沃什一直心系波兰。1989年，当他获许再度返回波兰之后，便经常回国，晚年还选择了曾经作为波兰首都的克拉科夫作为长久的居住地。
作为一个失去了祖国、从而拥有流亡的自由的人，米沃什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或社团，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惟在教学和写作中讨生活，一个人留守他的精神家园。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时，讲授的是波兰文学，三十多年未曾改变，在讲学中把波兰的思想引入美国。他坚持双语写作，写诗则必定使用波兰语，因为诗在他的心目中是最为神圣的。到了晚年，他仍然使用波兰语来翻译《圣经》。他自称是“波兰语的忠实仆人”，显而易见，波兰语就是他的故乡，已然流逝的激情岁月，“先人祭”的最虔敬最庄重的礼仪。但是，波兰语只是小语种而已，势利的文坛肯定瞧不起它、忽略它以及以它作为媒介的所有文本。一旦使用波兰语，便意味着自我孤立，拒绝为美国和西方所了解；这对于一个把文学当作一项宏伟的事业的作家来说，应当说是致命的。然而，米沃什对此来不曾有过犹豫和怨悔。在法国上流社会，或在美国知识分子中，当他自称为维尔诺人、波兰人、“小地方人”的时候，他是自豪的。
这样一个具有深刻的波兰情结的人，竟然毫不讳言接受西方主流文化——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异类。“我是一个西方文化的追慕者，我的左派倾向并没有改变我的亲西方主义。”这就是米沃什的表白。他批判美国的文化现象，尤其是束缚于单纯的市场价值和自然威力的现象，所操持的思想利器，便是源自西方的；而不像同样流放于美国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那样，对美国的批判，纯然出于固有的东方立场。从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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