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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挪威的森林》，另一部是《舞！舞！舞！》。还写了《电视人》这部短篇集，又翻译了几本书。但这两部长篇小说是我三年海外生活中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小说后记中也写了，《挪威的森林》是在希腊动笔的，之后移居西西里，完成是在罗马。《舞！舞！舞！》大部分是在罗马写的，而结束于伦敦。
写长篇小说时我一向抛开其他所有工作，把精力彻底集中到一件事上，这样才能写得快些。但在欧洲期间由于不受任何人干扰，所以写作速度比以往还快。在这本书中我也提到：是不折不扣从早闷头写到晚。除了小说几乎什么也不想，心情上就好像把桌子放在深深的井底写作似的。
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命中注定地抹上了异国标记。在那些异国城市，我们（即我和妻）孤独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可以称为熟人的人，而我们所能说的语言又不足以结交朋友和得到熟人。
何况我们的立场在所有意义上都是不上不下的——我们不是赶来看应看的东西、看完就径自通过的游客，但又不是在那里住下来扎根的永久性居民。而且我们不属于任何公司任何团体。勉强说来，我们是常驻游客。虽说根据地设在罗马，但若另有满意的地方，就在那里租住带厨房的公寓生活几个月。想去别处时就又搬走。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在这种孤立的异国生活（尽管归根结底那是我们自己追求的）中，我只管一声不响地一个劲儿写小说。
我想，即使在日本，也许多花些时间，也还是会写出同样的两部小说。对我来说，《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是我在结果上必然写的小说。只是，若在日本写，这两部作品很可能带有与现在不同的色彩。明确说来，我恐怕不至于垂直地“深入”到这个程度，好也罢坏也罢。
也许某类读者生理上喜欢这种深入方式，不过我想，归终我是心甘情愿深入到那样的世界里面去的，情愿在异质文化的包围下、在孤立的生活中最大限度挖掘自己的脚下（或者尽可能孤军深入）。我的确有这样的渴望。
《挪威的森林》成为畅销书之后，各种各样的人老问我同一个问题：“你认为那本书为什么那样好销呢？”
我当然无从得知。我的工作只有一个：写出小说来。甚至自己何以写出那样的小说都稀里糊涂。反正当时只能写那个。好也罢坏也罢，作为我只能那么写。在那部小说里面我能够清楚表明的惟有一点，即作品命中注定地抹上了异国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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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写小说的时候主要搞翻译。与此同时，还确定进度一点一滴写了多种多样的纪行。收在这里的文章便是。当时兴之所至地尝试了种种写法，既有出于个人兴趣写的，又有无可奈何的独白。既有以习作为目的写的，又有断断续续在杂志上刊载的几篇。但总的说来，这些文章是以给亲朋好友写信那样的心情写的。所以，没有连贯而系统的视点和主题。每天生活的时间里，有了这样的事、去了那样的地方、见了这样的人——便是这样随心所欲写下来的，以常驻游客的眼睛。
二十年前倒也罢了，而在每年有数百万人出国的当今时代，早已不再需要什么欧洲纪行。所以这里几乎不含有启蒙因素，也不存在类似有益的比较文化论那样的东西。我开始写纪行文的一个目的，在于将由于置身异国而有可能不觉之间随波逐流的自身意识固定下来，以免它从一定的文字层面上滑得太远。将亲眼见到的东西写得像亲眼见到的一样——这是我的基本姿态，即把自己的感触尽可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摈除廉价的感动和泛泛之论，尽量写得简洁（simple）、写得客观（real），并在千变万化的场景中努力不断地将自己相对化，当然事情不那么简单。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但最关键的是将写文章这一作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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