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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中也写了，《远方的鼓声》这本书是1986年至1989年约三年旅居欧洲期间的记录。离开日本长期住在外国是第一次，现在回头读起来，类似兴奋的东西似乎渗出了字里行间，气势那样的东西也可能多少有一些。尽管事情发生在不久以前，但近来我也自己对自己感佩起来：当时到底是年轻气盛啊！若是现在，坦率地说，有许多地方大概不会那样想、那样写。这些文章终究是“那时的产物”，出文库本之际，除了个别行文，原则上没有改动。
从欧洲回来，大约在日本生活了一年以后，因心有所想——解释起来话长，姑且以“心有所想”来表述——我移居去了美国，到写这篇后记的此时此刻，已大约生活两年。在为出文库本而重读此书的时间里，再次感到旅居美国和旅居欧洲的确完全不同。就有趣无趣来说，旅欧期间有趣得多。欧洲有“不知今天发生什么”的刺激性，因而消耗剧烈，有时累得浑身瘫软，但有趣还是有趣的。单单在路上漫步、去超市购物或在高速公路开车都常常会忽然看到意外场面，让人目瞪口呆，每次都切实感到欧洲这个社会高深莫测。
但在美国生活，这种“纯粹的惊讶”就没有欧洲那么多。这个国家，我觉得绝大部分事物都像是建立在可以预测的基础上的。就是说，美国是形形色色的种族和信仰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人聚集之后形成的国家，因而若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那么作为国家就难以成立。如果没有眼睛可以看到、嘴巴可以说明的共同观念，那么社会本身就有可能分崩离析。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美国没有多少生活本身的日常性刺激（犯罪刺激固然有，但那种反社会性质的东西是另一回事）。不过，若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否因此枯燥无味，也很难那么简单概括，其中“可以预测”本身的刺激也是有的。仅仅依靠这类整合性notion（观念、概念）就能使nation（国家）得以成立吗——如果从这一根本疑问出发，对美国一步步加以解析，有些难以解释明白的东西就会浮现出来。关于这点，我打算在另一本书中好好写一写。
写完这本《远方的鼓声》以后，有很长时间没去欧洲。这里所写的意大利这个国家让我相当气恼，离开时再也不想去了，而在三四年过后的现在却十分怀念，种种景致和男女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一种期盼随之高涨：啊，那里还想去一次！那东西还想吃一次！意大利确是那样的国家。世间有两种人，一种人“印象极佳，现在却很难想起长什么样”，另一种人“那家伙相当厚脸皮又做事马虎，但现在也能清楚记起长相”。不用说，意大利百分之百属于后者。那个国家迟早还想去一次，久居倒是另一回事。
希腊让我中意的，大概是某种节制性。我们出国期间，日本地价正涨到登峰造极，泡沫现象相伴而生。过些时候回日本一看，不由为日本社会突如其来的改头换面而目瞪口呆。尤其是在希腊那种俭朴的社会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回日本就像突然被抛进了重力不同的世界，只能怀有“这到底算什么呀”的感慨。这点至今仍然记得。若以体温表示社会状况，那么希腊这个国家是“平温社会”，日本则似乎是“低烧社会”，而在泡沫经济时代似已进入“准高烧社会”，二者落差之大让我多少产生中暑之感。我是小说家，不是评论家，无意对各种现象居高临下地说三道四评头品足，但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到了需要来自“平温社会”的视点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希腊这个国家以及得以在这个国家生活过一段时间，我想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去外国，确实让人感到“世界好大”，但与此同时，“文京区（或烧津市、旭川市）也好大”这一视点也是完全存在的。哪一个作为视点我想都是正确的，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微观视点和宏观视点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怀有更为正确、更为多元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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