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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你们的领主，而我的领主是沙皇。沙皇有权对我下令，而我必须服从，但他不能下命令给你们。在我的领地上我是沙皇，我是你们在人间的上帝，因此我必须对你们负责……你们必须先用铁梳把马梳10次，然后再用软刷刷毛。而我只需把你们粗略地梳理一下，而且谁知道我有没有认真用刷子。上帝用雷和电净化空气，而在我的农庄里，当我认为必要时，我也将用雷和火来净化。
——一位俄国领主对其农奴的训话[1]
拥有一两头牛、一只猪和几只鹅，自然会使农民兴高采烈，在他的观念中，他的地位已是处于同一阶层的弟兄们之上……在跟着牛群闲逛之中，他养成了懒惰的习惯……日常的工作变得令人厌恶，放纵的行为则使他对周围的反感与日俱增，而最后只能靠出售一头喂得半饱的小牛或小猪，来维持他这种懒惰外加无节制的生活所需。于是牛频繁地被卖出去，而那些可怜又让人失望的牛主人，再也不愿从事日常的固定工作，并从中获取他以前的生活所需……他只想从济贫税中获取他根本不应得到的救济。
——英国萨默塞特郡农业理事会调查报告，1798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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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变革决定了1789—1848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死。因而双元革命对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和农业的冲击，是本书所述时期最具灾难性的现象。因为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经济革命，都无法忽视土地。经济学的第一个学派，即重农学派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大家一致认为，土地的革命性变化，即使不是一切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和后果，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和后果。世界各地的传统土地制度和农村社会关系，就像一顶巨大冰帽，覆盖在经济增长的沃土之上，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顶冰帽融化，把土地交由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来耕作。这意味着三种变化。第一，土地必须转变为一种商品，由私人所有，而且可由其自由买卖。第二，土地必须转入愿为市场开发其生产资源，而且受理性的自我利益和利润所驱动的阶级所有。第三，大量农村人口必须以某种方式转移，或至少部分地转移到日益增长的非农业经济部门，以充任自由流动的雇佣工人。一些比较深思熟虑或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还意识到第四种合乎需要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很难实现。因为在一个假定一切土地生产要素皆拥有最佳流动性的经济中，“自然垄断”并不完全适合。因为土地面积是有限的，而且其不同部分在肥沃度和可耕度上都有差别，那些拥有比较肥沃部分的人，必定不可避免地享有特殊优势，并可向其他人征收地租。如何消除或减轻这种差别所造成的苦恼——比如通过适当的税收、通过反土地集中的立法，或甚至通过国有化——是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这类争论也影响了其他的“自然垄断”，例如铁路。铁路的国有化从不被认为是与私人企业经济不相容的，因而得以广泛实行。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就曾严肃地提出过铁路国有化问题。）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土地问题。而其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该如何处置土地。
实行这种强制征收有两大障碍，而且两者都需要结合政治和经济行动，才能解决。这两大障碍是前资本主义地主和传统农民。另一方面，强制征收可用各种方式完成。最激进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方式，因为这两国都消除了农民，而且其中一个国家还把地主也一并消除了。典型的英国解决方式，造成了一个约4 000名土地所有者拥有约4/7土地[3] 的国家，这些土地（其中有3/4是面积50—500公顷的农场）由25万名农场主人耕种（我采用1851年的数字），雇用大约125万名雇工和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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