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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社会上，1914年之前几十年的中产阶级，是以三项主要发展为特色的。在较低的那一头，有点儿资格自称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增加。这些人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他们与工人的差别，不在于收入的多寡，而在于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工作服式（“穿黑色外套的人”，或者，如德国人所说的“硬领”的劳工阶级），以及他们自称自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较高的那一端，雇主、高级专业人士和较高级经理、受薪行政人员和资深职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当英国的户口调查在1911年首次按照阶级登记人口时，这些人实际上都被分类为“第一阶级”。与此同时，靠二手利润为生的资产阶级男女——清教徒的传统可从英国内地税捐处（British Inland Revenue）将这样的利润归类为“不劳而获的收入”一事上透露出来——也增长得相当迅速。当时只有相对少数的资产阶级真正从事“赚钱”的工作，但可以分给他们亲属的累积财富却比以前大得多。在中产阶级的最顶端则是极为富有的财阀。1890年早期，美国已经有4 000多个百万富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战前的几十年都是好日子；对于比较幸运的人而言，这几十年更是异常安逸。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收益很少，因为他们的收入可能不比技术工匠多（虽然这是以“年”而非“周”或“日”计算），但工人不必花很多钱修饰外表。然而，他们的身份无疑使他们居于劳动大众之上。在英国，下层中产阶级的男人甚至可以自认为是“绅士”。“绅士”一词原指有土地的上流社会人士，但是，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它特有的社会意义已经消失，成为泛指任何实际上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从来不等同于工人）。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比父母过得好，而且希望将来他们的子女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体认似乎不曾减轻他们对地位较高及较低者的愤恨之感。这种无可救药的愤恨感，似乎是这个阶级的特色。
那些毫无疑问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因为，任何一个年收入几百英镑（绝对算不上大钱）的人，都可过上非常如意的生活，而此刻的生活方式，又非常令人称心满意。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以为［见《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一位教授每年花费500英镑便可享有不错的生活，[34] 他的同事——凯恩斯的父亲——证实了他的说法。老凯恩斯每年有1 000英镑收入（薪水加上继承的资产）。这样的收入，使他可以住在一幢贴有莫里斯壁纸（Morris-wallpaper）的房屋，雇三名正规的仆人和一位女家庭教师，每年度两次假（1891年时，在瑞士的一个月假期花了这对夫妇68英镑）。他每年设法节省出400英镑，便可以尽情享受他集邮、捕蝴蝶、研究逻辑和打高尔夫球的嗜好。[35] 每年想办法花比这多100倍的钱，并不是难事。而“美好时代”极端富有的人，例如美国的大富翁、俄国的大公爵、南非的黄金巨豪以及各式各样的国际资本家，正是在竞相奢侈花费。但是，一个人不必是大亨，便可享受到人生极大的欢乐。比方说，1896年时，一套用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编成图案的碗碟，可以在伦敦商店以不到5英镑的价格购得。19世纪中期因铁路发展而建筑的国际性大饭店，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间达到最高点。到今天，它们有许多还沿用当时最著名的大厨师的名字——利兹（César Ritz，Ritz一词目前就是豪华饭店的意思）。超级富翁可能常常光顾这些华厦，但这些饭店主要并不是为他们而建，因为超级富翁会修建或租用他们自己的华屋。它们招徕的顾客，是中等的富人和过得不错的人。罗斯伯里勋爵在新开的塞西尔饭店（Hotel Ce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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