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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物色女人方面，贵族比资产阶级更在行（在中国人或黑人眼中，则是更可憎），可是，长子继承制却破坏了自然淘汰法则，这是多大的羞耻啊！
——查尔斯·达尔文，1864年[1]
人们似乎力图表明，他们对自己聪明程度的评估，是以从《圣经》和《教义问答》中解放出来的程度为标准。
——舒巴赫（F.Schaubach）论民间文学，1863年[2]
穆勒不禁要为给予黑人和妇女以选择权而呼吁。这是他据以开始的前提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人类学评论》，1866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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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自信，对自己的成就颇为自豪。在人类努力进取的所有领域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科学”，即知识的进步。这一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不但为他们的科学自豪，而且打算把所有其他形式的智力活动，都置于科学之下。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库尔诺（Cournot）于1861年说：“对哲学真理的信仰极度冷淡，以致无论公众和学界，除了尚能将哲学著作当作纯学术著作或历史珍品接受外，再也不欢迎这类著作了。”[4] 这个时期对于哲学家来说实在晦气。即使在哲学的故乡德国，也找不出一个可以与过去那些大人物相匹敌的哲学家了。法国人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曾赞誉过黑格尔，现在却称他为德国哲学“泄了气的气球”之一，而这个黑格尔，即使在自己的故乡也已是明日黄花；然而，“那些在德国主宰着受过教育公众的舆论的、令人厌烦的、自负而平庸的仿效者们”对待黑格尔的方式，却促使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公开宣布自己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5] 当时，斯宾塞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都超过其他思想家。但是，他是一位平庸的思想家。撇开斯宾塞不算，当时哲学的两大主流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与怪异的孔德学派相联系，经验主义则与穆勒密切相关，这两个哲学流派都自认为是科学的分支。孔德“实证哲学”的两个基础是自然法则的不变性和获得无穷和绝对知识的可能性。如果排除了孔德的“人道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这个极其古怪的学说，实证主义变得只不过是为实验科学的常规方式做哲学上的辩解而已，此外并无更多深意。与此相似，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用泰纳的话说，穆勒是“打通了归纳和经验这条老路的人”。这种看法不但暗含着以进化论的进步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基础这样的意思，而且事实上已由孔德和斯宾塞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了。用孔德的话来说，实证主义方法或曰科学方法，就是（或将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胜利，这三个阶段是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特征，穆勒和斯宾塞至少都同意，最广义的自由主义是对这些特征比较贴切的表述。我们可以稍微夸张地说，依照这种看法，科学的进步已使哲学成为多余，如果说哲学还有一点用处，那也只是在智力实验里为科学家担当助手而已。
此外，既然对科学方法深信不疑，19世纪下半叶受过教育的人对这一时期的成就印象如此之深，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他们有时甚至会这样想：这些成就不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是最终的成就。著名物理学家汤普森（即开尔文勋爵）认为，尽管还有一些较小的问题有待澄清，但物理学的所有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众所周知，他的这种看法错得令人吃惊。
可是，错误既是重大的，却又是可以理解的。科学犹如社会，既有革命时代，也有非革命时代，20世纪既是社会革命时代，又是科学革命时代，其规模甚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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