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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晚期，已细分为官户、杂户、乐户、疍户及堕民等种类了。
官户并非是指官员的户籍，而是指户籍虽直隶“农司”，但身在官府，听命行差于大小官员的下等民，多为战俘后代；地位比奴婢略高，却也高不到哪儿去。他们只能在相互之间婚配，不得娶嫁“良人”亦即士农工商，违者杖百。没有武松那等抗击打的功夫，不被活活打死才怪了。
杂户乃指被判以“谋反”“降判”等“政治”罪名的人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亦在其列。
北周建德六年（公元557年）曾颁诏书，谓“一从罪配，百世不免，罚既无穷，刑何以措。道有沿革，宜从宽典。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当永削之”。
“革”自然就是改革。这“道统”的改革自然是进步。我们今人偏不以为然的话，那么今人又成了什么人？
北周的“天子”以为仁心一发，天下“自此无杂户”矣。
哪里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到了唐朝，“道统”又复原了，依然规定“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违者杖一百”。并且更严了，“良人娶官户女者”，亦将受严惩。却也留了一线希望，若有忠义表现，侥幸获得赦免，可跻身平民行列。
此外还有驿户——因亲属犯罪逃亡而被发配到偏远驿站的服役者。
营户——被强迫迁徙并从事营造苦役者。
乐户——罪犯亲属中有姿色和艺术细胞者，被选中为官为军从事声乐服务的男女，女性自然也得奉献身体。乐户之地位与官户同等，也只能在同类中自相偶配。
疍户与九姓渔户，唐宋以后从四川、云南迁徙到两广及福建的草民，无土地，世代居水上，以船为家，善潜海取蚌采珠，主要以打渔市鱼为生。他们中每有途穷路末，自卖为奴者。
从事优伶、舆夫、吹鼓手、剃头、抬轿子、演戏、说书等职业者，都被认为是沦落之人，户籍与丐户归于一档。元、明两朝，男不许入塾读书，女不许缠足（反而是幸事），自相婚配，不得与良民通婚姻。“即积镪过万，禁不得纳赀为官吏”——这种情况，延至清代；出身铁定，绝不可变。
清朝出于满人自身的尊卑观点，对以上等级制度又有添加，连衙役皂卒也归入了贱民之列，严格禁止他们的子孙参加一切仕考。所谓皂卒，穿黑衣的使唤人也。衙役的后代即使已被过继给良人为子，仍不准应试。而良民一旦被招募为衙役，其身份也便由良而贱。
清代刑律规定，奴婢伤害平民从重处罚——奴婢殴良人者，比凡人罪加一等，“至疾者，绞；死者，斩。”如奴婢殴“家长”，属弥天重罪——不论有伤，无伤，不分首从，“皆斩”。
清代依然禁止“良贱通婚”。
康煕二十四年（1685），朝廷就八旗内部放奴为民颁发条令：凡八旗户下人家，倘若出于自愿，可以“恩准”奴仆还自由之身。随后，又将此条例推及汉官。且明文规定，获释奴仆“准与平民一例出仕”。
康煕不愧为英明统治者，他此决定，为清朝的统治赢得了好口碑。
雍正五年（1727），朝廷又下诏，允许部分表现有功义的贱民脱籍归良。诏曰：“朕以移风易俗为中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免至污贱终身，累及后裔。”
乾隆三十六年（1771），续颁“新法”——即使那些籍在疍户的和堕民，若经四代“清白自守”，亦可入平民籍。
于是，有助于我们明白，何以清灭明后，在不甚长的时期内就基本稳定了统治局面——靠的不仅仅是镇压。而元灭宋后，对汉人全无德政可言。故，清比元的统治期长久得多。镇压与怀柔并举，努尔哈赤的后代们，在此点上比成吉思汗的后代们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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