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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滥杀为习。每仅留工匠，以充军役。入主后，将汉民分北人、南人。北人者，已杀服之长江以北的汉民也；南人者，刚纳入统治地盘之汉民耳。对南人，起初无分官员、士子，杀戮甚于庶民。在他们的意识中，南宋官员、士子，乃首当灭除之不驯种子。故汉人经此一劫，大抵被杀怕了。亡国之官之士，多逃往深山老林或荒僻远域。此种情况，十余年后方止。他们沉浸于征服的骄暴，杀戮之快感，不知怎样才是不凶残。
元初之文官武将中的汉人，基本是北宋的降官降将。亡南宋时，彼们也曾出谋划策，效军前帐后之劳。元的中低级武官，不分蒙汉，基本是世袭制，父死子继。高级别的汉人中的文官武将死后，以其功之大小与忠诚的被认可度，决定对其子孙的任用等级。这就使它的“干部”队伍往往匮乏，后来不得已开始从南宋遗臣中招纳识时务且可用之人。
元九十八年的统治时期，科举是基本废掉了的。没法不废。若延续，考什么呢？还考四书五经？岂不等于替汉人招文化之魂吗？科举一废，“往圣”之学的继承，便从公开转入了“地下”，由塾授馆授转入了秘密的家传族授——而这是危险的，一旦有人告发，很可能被视为“怀复宋之心”，因而大祸临头。
在元九十八年的统治下，汉民族的传统文脉差不多是断了运象的。而元留存史上的文化成果，基本便是散曲、杂剧；关、马、白、郑而已。
散曲初现于唐。唐是多民族相融的朝代，散曲于是有别民族的语言风格。与唐诗乃文人雅士的事不同，散曲更属于底层人的最爱，声靡于瓦舍勾栏之间。至宋，词风甚盛，散曲之声寂焉。
元使汉民族文人士子的地位沦落，亦不再敢以诗词抒情明志，遂将被压制的文才转向了散曲。因这专业群体的参与，散曲也多了几分瑰丽旖旎。
但细论起来，散曲的严格定义，应是——元统治时期由汉民族发扬其魅力的文学现象。关、马、白、郑四大家，皆汉人也。
先是，蒙古军团灭金后，他们都是不得已地成了长江以北的元朝人，否则死路一条。为了生存，亦不得不折腰服务于元。蒙古军团攻南宋时，关汉卿曾以医职服务之。而南宋即灭，七旬老翁关汉卿逝于江浙一带，比关汉卿年轻许多的马致远还在浙江一带做过元朝的小官。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大家都得活。
关也罢，马也罢，他们的剧作，其实无敢以元为背景的，反倒都以宋为背景。若以元为背景，则肯定悲也是罪，讽也是罪，怎么着都肯定是罪。而以宋为背景，好写多了。一概宋背景下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元统治者都当其是在反映“万恶的宋朝”。
白朴和郑光祖，也只能循此路数。
元统治者的眼，对他们这些汉裔文人，盯得很紧，身家性命不能轻，又哪里敢以剧作造次呢？
至于他们在散曲、杂剧方面的成就，后世好评多多，已获公认，不赘评。
单以马致远一首《双调》为例，其胸中纠缠郁闷，足见一斑：
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
屈原坚持节操而死，由他死他的吧。谁醉谁醒，争个什么劲啊！
元的亡，亡于作为统治集团，自身文化积淀浅，又不善于取长补短，充分利用“汉家”文化之“先进”因素，整合人心，是以亡得较快。
明朝的朱元璋在此点上却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这位因人生潦倒而当过和尚，也当过起义军首领的皇帝，对孔孟之道还是略知一二的。初登基时，他向朝野一再表示，自己一定会行仁政，做个好皇帝。因为他有此种表态，当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扬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某个冒失鬼，哪壶不开提哪壶，顺嘴溜出了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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