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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有“五四”，才会有“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百年文化“表情”中相当激动相当振奋相当自信的一种“表情”。
鲁迅的作家“表情”在那一种文化“表情”中是个性最为突出的。《狂人日记》振聋发聩；“彷徨”的精神苦闷跃然纸上；《阿Q正传》和《坟》，乃是长啸般的“呐喊”之后，冷眼所见的深刻……
“白话文”的主张，当然该算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时代，我也会为“白话文”推波助澜的。但我不太会是特别激烈的一分子，因为我也那么地欣赏文言文的魅力。
“国防文学”和“大众文学”之争论，无疑是近代文学史上没有结论的话题。倘我生逢斯年，定大迷惘，不知该支持鲁迅，还是该追随“四条汉子”。
但是于革命的文学、救国的文学、大众的文学而外，竟也确乎另有一批作家，孜孜于另一种文学，对大文化进行着另一种软性的影响——比如林语堂（他是我近年来开始喜欢的）、徐志摩、张爱玲……
他们的文学，仿佛中国现代文学“表情”中最超然的一种“表情”。
甚至，还可以算上朱自清。
从前我这一代人，具体说我，每以困惑不解的眼光看他们的文学。怎么在国家糟到那种地步的情况之下还会有心情写他们那一种闲情逸致的文学？
现在我终于有些明白——文学和文化，乃是有它们自己的“性情”的，当然也就会有它们自己自然而然的“表情”流露。表面看起来，作家和文化人，似乎是文学和文化的“主人”，或曰“上帝”。其实，规律的真相也许恰恰相反。也许——作家们和文化人们，只不过是文学和文化的“打工仔”。只不过有的是“临时工”，有的是“合同工”，有的是“终生聘用”者。文学和文化的“天性”中，原有愉悦人心，仅供赏析消遣的一面。而且，是特别“本色”的一面。倘有一方平安，文学和文化的“天性”便在那里施展。
这么一想，也就不难理解林语堂在他们处的那个时代与鲁迅相反的超然了；也就不会非得将徐志摩清脆流利的诗与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对立起来看而对徐氏不屑了；也就不必非在朱自清和闻一多之间确定哪一个更有资格入史了。当然，闻一多和他的《红烛》更令我感动，更令我肃然。
历史消弭着时代烟霭，剩下的仅是能够剩下的小说、诗、散文、随笔——都将聚拢在文学和文化的总“表情”中……
繁荣在延安的文学和文化，是中国自有史以来，气息最特别的文学和文化，也是百年文化“表情”中最纯真烂漫的“表情”——因为它当时和一个最新最新的大理想连在一起。它的天真烂漫是百年内前所未有的。说它天真，是由于它目的单一；说它烂漫，是由于它充满乐观……
新中国成立后，前十七年的文学和文化“表情”是“好孩子”式的。偶有“调皮相”，但一遭眼色，顿时中规中矩。
“文革”中的文学和文化“表情”是面具式的，是百年文化中最做作最无真诚可言的最讨厌的一种“表情”。
“新时期文学”的“表情”是格外深沉的。那是一种真深沉。它在深沉中思考国家，还没开始自觉地思考关于自己的种种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学和文化“表情”是躁动的，因为中国处在躁动的阶段……
20世纪90年代前五年的文化“表情”是“问题少年”式的。
20世纪90年代后五年的文化“表情”是一种“自我放纵”乐在其中的“表情”。
据我想来，在以后的三五年中，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将会在“自我放纵”的过程中渐渐“性情”稳定。归根结底，当代人不愿长期地接受喧嚣浮躁的文学和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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