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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省行政长官称省长，只有自北伐开始至国共内战结束之前一段称省政府主席，我是湖南人，我小时候自1929至1937年当中约九年，我们的省主席是何键。
他在保定军校毕业，原为唐生智的师长，后升军长，自担任省主席之后，名义上已将军长职务卸交于不著声名的刘建绪，但是实际上湘省所辖的四个师仍由他调度。内中一个师长李觉是他的女婿，各师的经费也由省政府担负。
军费的一部分来自矿产，湖南的锑我们称为白铅。所产之钨，我们称为黑铅。长沙有一座白铅炼厂和一座黑铅炼厂，此外省政府还有一部分经费得自鸦片公卖。省政府下辖有一个“禁烟缉卫队”，所谓“缉”即是严切的查禁私贩，只有“卫”才是保障官卖。传统的土地税过于短少，只能供内地官僚机构本身的开销，正税之外，又附有很多的“捐”，如学捐、团练捐、公路捐等等。我们只能猜想，每一项名目，都有它指定的用途，看来承袭于明清体制。
湖南有七十六个县，省政府只有民政、财政、建设和教育四个厅，当中无调节的组织，所以驻军的防区必在重要关头干涉民政，从官衙组织和行文的程序看来（长沙各日报的“本省新闻”经常刊载官衙文书的全文），整个行政体系的效能必低。加以民间的新型事业如银行业务和律师业务刚才发轫，而且新型法律也在内地行不通，政府的功能，只能重管教，这也就是说：一方面严刑峻法，有时不恤以恐怖的手段加诸犯者；一方面却不广泛地扰民。费正清教授说，中国的政府只是“肤浅”（superficial）。何键治下的湖南符合这种观察。
虽说全省公费的开销没有严格的标准审核，我们仍不能说当日的官僚即已广泛的贪污横行。比如说，长沙附近一个县的县长，收入自收自付，本身俸给所得也不过每年两千余元，可能为一个省会里的中等家庭之二三倍，总算还是有节制。
何键之成为湖南省主席，出于一连串的事故。
1926年湖南省长为赵恒惕，他手下一个师长唐生智驻在湘南拥有水口山锌矿，因之他一师的装备编制较其他各师为优，赵恒惕正想收回省权，但是尚无能为力。而且他本身又在名义上受坐镇武汉的吴佩孚节制，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
据李宗仁的《回忆录》，吴佩孚也志在囊括湘省，所以他一面暗中鼓励唐生智的叛变，一面又公开协助赵恒惕，这也是当日军阀混战时的一般伎俩。
唐生智情急，乃向南方的强人求援，这时候在广西有李宗仁，他刚以武力统一全省，正跃跃欲试。
在广东则有蒋介石，他的黄埔建军可谓已初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他的两次东征和一次西征既已将广州外围的敌对势力肃清，他又借廖仲恺之被刺而流放胡汉民，又与汪精卫合作而流放许崇智，更再借“中山舰事件”而流放汪精卫，至此已开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唐生智的乞援不仅促使李宗仁更靠拢于广州之“党中央”，也更加深了蒋北伐的决心。
当初北伐的目的在席卷湖南，进入武汉。蒋本身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他在广东的部队为第二至第六军，李宗仁所部为第七军，唐生智为第八军，由广州筹款五百万元，足供两个月之用，显然无长久打算。
不料武昌攻城战尚在不下之际，盘踞长江下游之孙传芳倾巢来犯，使北伐军正面侧面同时受敌。又更不料苦战之后获得武汉，而孙传芳在江西之主力或被击破，或全部成擒。翌年初蒋之进据江浙，大部工作只在策降。蒋介石自己记这段发展也简概地说，无非“将错就错”。
但是他之定都南京，以江浙为根据地，产生两种必然后果：一则使国共冲突无法避免，艾萨克（Harold Isaacs）说，自此蒋有江浙财团的支持，无须苏俄援助，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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