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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曾被若干美国人称为“蒋委员长之敌”。他在1946年与贾可比夫人（Annalee Jacoby）合作的《雷霆后之中国》问世之后，又于1948年将《史迪威文件》编辑成书。两书都对蒋介石有极苛刻的批评。而蒋著《中国的命运》之英文版在美国发行，白又以书评者的地位对之攻击不遗余力。蒋书中缕述中国被帝国主义宰割的一段被白指责为“仇视西方”；蒋讲到中华民族过去伟大的事迹，白不谅解其为鼓舞国人的自信，又斥其为提倡人种优秀说（racial superiority）。大概第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人士已不耐烦中国战时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之赘疣，而且杜鲁门反苏反共，却又不愿卷入中国内战之漩涡，正不能保持其政策逻辑上之前后一致，白修德及艾萨克（Harold Isaacs）一为《时代》杂志的中国特派员，一代表《新闻周刊》，同时鼓吹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为一种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权，正符合白宫及国务院“不预闻政策”（hands off）理论上之凭藉，于是两人都名闻一时。而白修德的观察细腻，他的新闻采访，进入很多人视而不见的角度，言之有物，更引起读者的兴趣。他生平著书十多种，几乎无一种不为高度的畅销书，他的一生也受过美国新闻界和出版界无数的荣奖。
我还记得当《雷霆后之中国》畅销之日，我正在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上学。此书关于中国军队一章，开始即提及欧洲第一次大战时德国的鲁登道夫将军观察奥军后提出的报告称，“我们与僵尸结盟”。再又说到“被抓入中国军队，即等于被判死刑”。我们年轻的军人，当日正撑挨过八年的抗战，只指望战后得到美国援助，在一二十年来建设一个富强康乐的中国。可是抗战胜利之日亦即是内战展开之时，苏联进出东北即将军械交付与共军，而美国对我们则责骂多于援助。白修德的书籍，更是临头一盆冷水，我们的反感可想而知。然则白所作实地的报道则又在耳闻之余，加着目见。美国同学问及书中内容是否可靠时，我只好说有时事实上全部存真的报道，可能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雷霆后之中国》说及中国军队没有传统，连军阶领章也模仿日本。殊不知中国目前最大的困难则为传统的力量过多过强过深，无法摆脱。可见得局部之正确，并非全书的正确。
白修德往中国之前，在哈佛大学攻读中国历史，可是他的观察仍不能包括历史上应有之纵深。然则我们对他所作书文之反应也只能表现当日之感情作用。又直到今日近乎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才能在全部历史发展之过程中开始看出四五十年前各种发展之长久意义，此绝不可能为当日意料之所及也。
白氏之自传或回忆录称《我在追寻历史》（In Search of History）发行于1978年，内中述及他祖先系俄国之犹太人，父系姓托德罗斯（Todros），直到他的父亲移居美国，自称白大卫（David White），才脱离了做犹太教教士之传统。即白修德在哈佛大学念书时，仍属犹安山复国主义者（Zionist）中之活动分子。但是他的父亲又以社会主义者自居，对中国之革命抱有期望。如此之背景对白修德以后之出处深有影响。他之以道德观念解释政治，显然与宗教思想有关。他在1939年加入重庆国民政府之国际宣传处工作，即因为中国在“反抗法西斯”，而他初时对蒋介石也极为仰慕。
《追寻历史》里面又说及作者之成为中国通，初时也出于一种意外之缘分。白修德原有意于西洋史，可是哈佛大学之阅览室既拥挤又冒水气，对面之哈佛燕京图书馆则空无一人。他起先则占便宜的往中国阅览室，次翻阅古装中国书籍，对汉文产生好奇心而视为一种挑战，终有志做中国历史教授。他在哈佛大学之教师为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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