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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至此，连铁血将军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只是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当时的长春市长记录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9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5个月的围困后解放军进入长春，此时长春人口已从50万减剩到17万。就是大陆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12万人。有参加围城的解放军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
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销。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
内战中，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是中共特色，被宣传为“人民战争”。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人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
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160万，二夫一兵。
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150万。淮海战役中高达543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2亿2干5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人民战争”。
那么，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大陆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1947年3月到6月，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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