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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彻底放下心来，走回到地下室中，一位助理军医为我进行了紧急包扎。一块很大的弹片穿透了肘关节上方的肌肉，卡在了骨头上。军医认为它对我的骨头没太大的影响。由于少校此刻并不在指挥部内，于是我去见团长，按照规定向他报告了我的伤情。上校握着我的手，我能感觉到他真诚地为我感到高兴，因为我负了个“Heimatschuss”，就此可以回家了。可是，其他一些在场的人则感到嫉妒，他们显然对此羡慕不已，我刚到这里还不满一个星期，就因为负伤—还不是危及生命的重伤—而离开这片战火纷飞的地区。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有几个家伙在我身后叫了起来。尽管他们不会在指挥部里公开表露，但我知道，他们没人愿意再打下去，可又必须拼死作战，因为他们和其他德军士兵一样，曾宣誓要效忠国旗，并发誓不会擅自逃离。
我也无法让自己摆脱这一义务，尽管我已不再相信任何宣传口号。到了战争的这一阶段，我不认为还有谁会相信这场战争仍能打赢。士兵们仍在战斗，但这仅仅是最后的抵抗—战败前的挣扎而已。可没人敢公开表达这种看法。就算在朋友们之间，我也不敢确定彼此的观点相同。例如，我们在路上亲眼目睹了宪兵枪毙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公开处以绞刑，以此作为某种威慑。
一位传令兵用摩托车送我去救护站，在那里待了没多久，我和其他一些伤员便被送上一辆救护车，朝斯德丁驶去。可是，我们并未就此安全了，要等我们驶过奥得河上的桥梁才行，那里位于敌军的炮火射程外。河上的桥梁已被破坏，于是，我们不得不等到夜幕降临，这才平安地渡过了奥得河。现在，我的感觉好多了—这么长时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3月27日。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了斯德丁市内一座很大的军医院，医院里被伤兵们塞得满满当当。两名医护兵只把无法独立行走的重伤员扶下车，对我和另外两名轻伤员没做太多理会。医院里忙碌不堪，对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位医生帮我们检查一下伤势根本无法做到，于是我们在一条拥挤的过道里打着盹凑合了一夜，到了早晨，我们高兴地看见医院给我们分发了热咖啡、面包和果酱。由于我只能使用自己的右手，于是，一位头部负伤的伙计帮着我把面包切成片。
3月28日。整个早上还是没人来理会我们，尽管有一位红十字女护士过来照料我们，并给了我们一些止痛片。她告诉我们，斯德丁市正忙着将伤员们疏散至西面的另一所军医院，所以，我们应该设法搭上一列运送伤员的列车。
“去汉堡！”我们这群伤兵中，一位头上扎着绷带的二等兵叫道。原来是来自不来梅港的德特勒夫•扬森。我和另外几名伤员都表示同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远地离开俄国前线。就算当俘虏，我们也情愿落在英国人或美国人手里。
3月29日。刚刚到达什未林，我们和另外四名伤兵便被“链狗”拦住了，他们把我们带下列车并控制起来。这帮猪猡！他们根本不考虑我们的伤势，粗暴地扯掉了我们包裹在伤口外的绷带，尽管挂在我们军装外的负伤证明非常明显。我们提出了抗议，他们的借口是—这是规定！通过这种做法，他们每天都能抓到逃兵以及伪装负伤以逃避责任的家伙。我们只得忍气吞声，重新把伤口包扎好。最令我们气愤的是，这帮混蛋太拿他们自己当回事了，甚至对杰出的前线战士也毫不留情，毕竟，我们在战场上拼命也是为了他们。
4月10日。过去几天我一直待在耶拿的一所军医院里，这里一片平静祥和。这座医院位于市郊，过去的一所学校内。我的绷带已被换过，伤口也得到了清理。弹片已经被取出，因为它使我的伤口很疼。
医院的伙食很好，尽管吸烟的要求不太能得到满足—我们每个人只得到一包烟草。这远远不够，于是我们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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