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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信仰流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城市的传说”的这种信仰，特别是在从小城市迁徙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些人、穷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就像西方孩子相信圣诞老人那样——广泛流行并被普遍接受。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塔克西姆、贝伊奥鲁、希什利、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现代的年轻男人们，特别是在性饥饿时，会沉迷在这个城市的传说中。其中一个看似被所有人接受的传说则是，婚前就像“欧洲的女人那样”，能够完全因为乐趣和男人上床的这些女人生活在类似尼相塔什的一些地方，她们不带头巾，身穿迷你短裙。我的朋友中像私生子·希尔米那样大厂主的孩子们，则把这些传说中的女孩幻想成野心勃勃的造物，她们为了能够接近像他们那样的富家子弟，为了能够坐上他们的奔驰轿车将无所不为。星期六晚上，当他们喝了点啤酒热血沸腾时，为了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女孩，他们会开车跑遍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十年前我二十岁时，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为了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我们开着希尔米父亲的奔驰车在伊斯坦布尔的街上跑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我们没能遇到任何一个穿短裙或是长裙的女人。后来我们在贝贝克的一家高级酒店里，给了皮条客很多钱，在酒店楼上的房间里和两个给游客和富人跳肚皮舞的姑娘上了床。我不介意未来几个世纪的幸福读者谴责我。但我想为我的朋友希尔米辩护一下：尽管他是个粗暴的男人，但希尔米不会认为每个穿迷你短裙的姑娘都会是传说中的那种女孩，相反，他会去保护那些因为穿了迷你短裙、染了金色头发、化了妆而被人尾随的姑娘，必要时他还会和那些贫困潦倒、蓬头垢面、不务正业、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大打出手，“为了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女人，什么是文明”。
细心的读者已经感觉到，我在这里讲这些人类学的知识，是为了远离芙颂的那些爱情故事在我内心唤醒的嫉妒。最让我嫉妒的是吐尔嘎伊先生。我想原因就是，他也像我一样是一个生活在尼相塔什的大厂主，我相信嫉妒是暂时的，自己可以坦然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