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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女人，我在她们中间看到了芙颂，心随即开始荒唐地快速跳了起来。她戴了一条橘黄色的头巾。我们之间大概有七八十米的距离。但是我站在阳台上不仅可以看见她呼吸的样子，皱眉头的样子，在炎热的中午皮肤微微出汗的样子，因为被挤在包头的女人中间心烦而轻轻咬左下唇的样子，把身体的重量轮换放到两条腿上的样子，还可以在内心里感受到它们。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想喊她向她招手，但是我无法出声，我的心在继续快速地跳着。
“妈妈，我要走了。”
“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煞白。”
我下楼站在远处看芙颂。她站在谢娜伊女士身边。她一边听谢娜伊女士和一个时髦、矮胖的女人交谈，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绕着她笨拙地绑在脖子上的头巾。头巾给了她一种高傲和神圣的美丽。从扬声器里传来了主麻日布道的声音，因为音色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关死亡是生命终点的词语以及似乎想让所有人畏惧而常常重复的真主字眼以外，什么也听不清。不时有人像出席一个迟到了的聚会那样，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人群里，当人们不约而同地扭头看他们时，他们的胸前立刻被别上了一张印有贝尔琪丝黑白照片的纸片。芙颂专注地看着所有那些问好、招手、亲吻、拥抱和寒暄的人们。
和所有人一样，芙颂的胸前也别着一张印着贝尔琪丝照片的纸片。人们在胸前别上死者照片的习惯，是在那些天经常发生的政治谋杀后举行的葬礼上形成的，但这个习惯在短时间里也被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们采纳了。戴着墨镜、悲痛而事实上高兴的上流社会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装分子那样在胸前别上的（和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的）这些照片，为一个在聚会氛围里举办的普通上流社会的葬礼，赋予了一种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和理想而牺牲的庄严气氛。模仿西方的哀悼色和圈在粗黑框里的照片，也给报纸上贝尔琪丝的讣告增添了一份政治谋杀通告的凝重。
没和任何人的目光相遇，我离开那里，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开始迫不及待地等待芙颂。我不时看一下手表。过了很久，我什么也没想，凭着一种本能，稍稍拉开了一点挂在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窗户上那落满灰尘的窗帘，我看见放着贝尔琪丝灵柩的灵车慢慢地从我面前开了过去。
一些人因为贫穷、糊涂和被人鄙视等不幸痛苦地度过了一生的想法，就像灵车那样在我的脑海里慢慢经过并消失。从二十岁开始，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个可以保护我免受各种灾难和不幸的无形盔甲。这种感觉还告诉我，过分关心他人的不幸也可能让我不幸，另外还可能导致我的盔甲被刺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