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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很多孩子那样，我也在上学时对图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和高中时，有段时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套房里“自学”画画，梦想日后要成为一名画家。那时，我怀揣类似有一天去巴黎看所有绘画的童真梦想。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土耳其既没有一个可以欣赏绘画的博物馆，也没有那些可以带着天真的乐趣翻看的图画和复制品书籍。但我和芙颂对绘画艺术上发生的事情一点不感兴趣。让我们开心的是把黑白照片上的鸟放大着色的乐趣。
我在凯斯金家越来越多地尝到了这种天真幸福的奇怪乐趣，随着这种乐趣的日益增加，他们家之外的世界，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对我来说就变得更加无聊了。和芙颂一起去看她画的画，跟踪画上的细微进展，每星期一次，甚至两次在后屋轻声谈论接下来她要画哪只鸟，是斑鸠、老鹰，还是海鸥，会让我感到异常的幸福。
但是，在这里仅用“幸福”这个词是不够的。我要用另外一种形式来讲述我在那间后屋体会到的诗意，那三五分钟给予我的深切满足感：这是一种时间停止、一切将永不改变的情感。伴随着这种情感的是一种被保护、持久和在家的愉悦。另外还有一种关于世界是简单和美好的信念，这种信念让我的心灵得以放松，如果用更夸张的辞藻来说，那就是一种世界观。这种安宁的感觉，当然来自于芙颂优雅的美丽和我对她的爱情。在后屋能够和她交谈三五分钟，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但这种幸福，也来自于我们身处的场所，那个房间。（如果我可以在福阿耶和她一起吃饭，我也会很幸福，但那会是另外一种幸福。）和地点、场所、精神状态有关的这种深切安宁，会和我在周围看见的那些东西，芙颂慢慢画着的画、地上的乌沙克<small>35</small>地毯的砖红色、布块、钮扣、旧报纸、塔勒克先生的老花镜、烟灰缸和内希贝姑妈织毛衣的家什一起，混合在我的脑海里。我会深深地吸一口房间里的空气，出去前拿起一个小物件扔进口袋里，随后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间里，那个顶针、扣子或是线团会让我想起所有这一切，会延长我的幸福。
内希贝姑妈，每次吃完晚饭，把锅子、盘子收拾进厨房，把剩菜放进冰箱后（博物馆参观者一定要好好看看凯斯金家的那个冰箱，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冰箱很神奇），会去后屋拿她那个织毛衣用的又大又旧的塑料袋，或者会让芙颂去拿。因为这同时是我们去后屋的时间，所以她会对芙颂说：“女儿，出来时带上我的毛钱袋！”因为她喜欢一边看电视一边织毛线、聊天。尽管内希贝姑妈不反对我们单独待在后屋，但我认为因为她惧怕塔勒克先生，所以为了不让我们待得太久她会进来说：“我来拿毛线袋，《秋风》就要开始了，你们不来看吗？”
我们会去看的。八年时间里，我在芙颂他们家一定看了上百部的电影和连续剧。尽管我能够十分清晰地记住和芙颂、他们家有关的各种小细节，即便是最荒唐的东西，但我会在短时间里完全忘记这些电影、连续剧、节日里的那些争论节目（“伊斯坦布尔的攻克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突厥主义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更好地了解阿塔图尔克？”），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其他成百上千的节目。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一段时间过后，多数的我只能记得它们中的某些时刻（这是时间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喜欢的一样东西）。这个“时刻”会和一个画面结合在一起并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脑海里那些难忘画面中的一半是电视上的图像，或者只是那个图像的一个部分。比如，电影里一个跑上楼梯的美国侦探的鞋子和裤管；摄像师不想拍，却不知为什么进入了画面的一根老房子的烟囱；一个接吻画面上的（餐桌上的人会变得很安静）女人的头发和耳朵；在上千个看足球比赛、留着小胡子的男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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