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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小街上空无一人，我立刻明白又发生了自我儿时起每十年发生一次的军事政变。街上不时有载满唱着进行曲士兵的卡车经过。我立刻打开了电视，看了一会儿阅兵式的画面和夺取政权的帕夏们的讲话后，我去了阳台。我喜欢泰什维奇耶大街的空旷、城市的宁静、清真寺天井里栗子树叶在微风中发出的沙沙声。五年前，和茜贝尔一起搞了夏末聚会后，我也是在这个阳台上，也是在早上的这个时间，看过同样的风景。
听着电视里一个留着浓密胡子的歌手唱战争和英雄题材的民歌时，母亲说：“这下可好了，国家正面临灾难。但他们为什么要让这个粗鲁、难看的人上电视呢！贝科里今天是来不了了，法特玛你做饭，冰箱里有什么？”
戒严令实施了一整天。看着不时从街上快速开过的卡车，我们知道政客、记者，很多人被带走了，我们为从未参与过这样的事情而感到庆幸。所有报纸都出了新版，都表示欢迎政变。直到晚上，我和母亲都待在家里，我们收看了电视上不断重播的军事政变的声明、阿塔图尔克的老影像，读了报纸，看了窗外空无一人的街道。我担心芙颂，担心他们家里和楚库尔主麻的氛围，因为据说在有些街区，就像1971年的军事政变那样，军人们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
母亲说：“这下我们可以轻轻松松地上街了。”
然而因为晚上10点以后实行宵禁，所以军事政变让芙颂他们家的晚饭失去了原有的滋味。在全国观看的惟一电视频道上，帕夏们因为他们过去的老习惯，每晚在新闻上不单单喝斥政治家，还喝斥所有的民众。很多参与了恐怖活动的人，作为警示被急急忙忙地处死了。在凯斯金家的餐桌上，每当看见这些死刑消息时我们都会沉默。那时，我会感觉，自己离芙颂更近了，我成了他们家的一分子。不仅仅是政治家、反对派的知识分子，连诈骗犯、违反交规的人、往墙上写政治标语的人、经营妓院的人、拍摄和放映色情电影的人以及卖走私香烟的通姆巴拉手也都被关进了监狱。没像前一次军事政变时那样，军人们在街上抓那些留着长发和“嬉皮士”大胡子的年轻人去理发，但他们立刻驱逐了很多大学老师。佩鲁尔酒吧也人去室空了。我则作出了军事政变后让自己的生活走上正轨、少喝酒、让自己更少因为爱情丢脸、把我拿东西的习惯控制在一个适度里的决定。
军事政变后没过两个月，一天晚饭前我发现自己单独和内希贝姑妈待在了厨房里。为了能够有更多时间看见芙颂，晚上我开始早去他们家了。
她说：“我的孩子，凯末尔先生，电视上面您拿来的那个黑耳朵小狗失踪了……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所以立刻发现了。没了就没了吧，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也许是小狗自己想离开的。”说完她哈哈笑了起来，但看见我脸上僵硬的表情后，她随即变严肃了。她说：“怎么办呢？塔勒克先生总在问‘小狗怎么没了？’”
“我会解决的。”
晚上我一句话也没说。但尽管我在沉默——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又无法起身告辞了。在接近宵禁开始的钟点时，我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无法起身告辞的危机”。我觉得，芙颂和内希贝姑妈也感到了危机的严重性。内希贝姑妈有几次不得不说“无论如何千万别晚了！”。10点过五分，我终于离开了他们家。
回家的路上，因为宵禁开始后我们还在街上，所以谁也没来阻拦我们。我在车上想了很长时间小狗摆设在家里的意义，我先把它们拿去再把它们拿走的问题。小狗的消失他们是在十一个月后才发现的，可内希贝姑妈却以为他们是“立刻”发现的。很有可能，所有那些睡在、坐在他们家电视上面的小狗摆设其实都是收音机时代留下的。一起听广播时，脑袋会不由自主地转向收音机，那时眼睛就会在那里寻找一样有趣、让人镇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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