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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片、还有比任何东西都能更多反映伊斯坦布尔日常生活的照片，都是我自己从那些垃圾屋里淘出来的。在塔尔拉巴什的一栋两层楼的旧房子里，看上去挺正常的房主人，坐在一把放在杂物和纸堆里的塑料椅子上，骄傲地告诉我说，他拥有42742件藏品。
我在那里感到的羞愧，在后来造访的一个退休煤气收费员家里也感到了。这个收藏家和卧床不起的母亲生活在一个用煤气取暖的房间里。（家里其他几间冰冷的房间，因为堆满了杂物根本无法走进去，我远远地看见了一些旧灯、维姆去污剂的盒子和我儿时的一些玩具。）让我感到羞愧的不是那位躺在床上的母亲对儿子的不停责骂，而是我知道，所有这些承载着人们回忆的东西，他们的主人都曾经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走过、生活过、多数现在已经辞世了，这些东西将在没到达任何博物馆、没做任何分类、没放进过任何展柜和镜框之前消失。在那些日子里，我还听说了一个希腊族摄影师的十年悲剧故事。这个摄影师在贝伊奥鲁为婚礼、订婚仪式、生日聚会和各种会议拍了四十年照片，因为无处放置，也因为没人要，他在一栋公寓楼的暖气锅炉里烧毁了他所有的底片收藏。即便不要钱也无人问津的这些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婚礼、娱乐和会议的底片和照片。垃圾屋的主人在公寓楼、街区里会成为讥讽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变态和孤独，也因为他们去翻垃圾桶、收废品人的车子，因此他们令人望而生畏。赫夫泽先生没过多忧伤，用一种说出人生真谛的神情告诉我说，这些孤独的人死后，家里的那些东西会被人们带着一种也是宗教气氛的愤怒在街区的一块空地上（过节宰牲的地方）烧毁、或是送给捡垃圾、收破烂的人。
1996年12月，一个名叫内吉代特·无名的孤苦伶仃的收集家（收藏家是一个错误的用词），在托普哈内，离凯斯金家步行七分钟的家里，被倒塌的纸堆和旧物压死了，而他的尸体在四个月后才被发现，因为家里散发出来的恶臭。由于大门也被杂物堵上了，消防员只能从窗户爬进去。当报纸用一种半调侃、半恐吓的语言报道了这个消息后，伊斯坦布尔人就更惧怕这些收集任何东西的收集家了。因为那些日子里，我能够在同一时间想起和芙颂有关的一切，因此我还要告诉读者一个我希望不被认为繁冗的奇怪细节。那个被杂物和纸堆砸死、尸体在家里腐烂的内吉代特·无名，就是我订婚那天晚上说起招魂时，芙颂提到的、还在那时就以为死了的内吉代特。
在这里我要向那些为我的博物馆作出贡献的其他收藏家们表示感谢，我也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那种因为做了一件需要隐藏、令人脸红的事情而感到的羞惭。1995—1999年间，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收集我和芙颂去过的每个街区、每个街道的明信片，那时我结识了伊斯坦布尔最有名的明信片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在前面的章节里我已经提到过他。一个不想在我的书里被提及姓名的收藏家，给我的博物馆提供了他的门把手和钥匙收藏。他说，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他说的是男人），一生会碰过将近两万个不同的门把手，他让我相信，这些门把手中的大多数，“我爱的人的手”也一定碰过。我在这里还要感谢收集家希亚米先生，自从发明了照片，为了得到每艘经过伊斯坦布尔海峡轮船的照片，他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我之所以感谢他，是因为他和我分享了有双份的照片，他给了我一个展示我想芙颂时、和她一起走路时听到响着汽笛声的轮船照片的机会，他像一个西方人那样，一点也不为向公众展示自己的收藏而害羞。
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收藏家，他向我提供了1975—1980年间那些在葬礼上被别在胸口、印在纸上的死者照片。他吝啬地为每张照片讨价还价后，带着一种鄙视的神情，问了那个我从这些人嘴里听到过很多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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