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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的苏轼见山爱山，见水爱水，若是有个风景尚好的地方，他还没有爬到那儿去，回到家里必然会惆怅数日。等他翩然而至的时候，便在山水间逍遥游玩，或采摘林间各种花朵，或捡拾已落的松果，或掬水就喝，看见的人以为他是个小神仙似的。
一个如此热爱青山绿水和风清云静的人，身上必然有一种天然的气质，一种飘逸的气质，一种神秘的气质，苏轼从小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一种文人气，与生俱来的。
苏轼身上的异常气质确实是超乎常人的，但这仅仅是其成长的必要条件。苏轼的异常见识也来自于那份难得的勤奋和勇气。在多数人墨守成规、人云亦云时，苏轼总敢不落窠臼，大胆质疑，对前辈对老师尊重但不盲从，在学问上千锤百炼融化为自己血液里的东西。
苏轼少年求学时代正好是宋朝最贤明的仁宗庆历年间。在此期间，范仲淹主持了变法改革“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期间出现了当朝很有名望的人物：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石介等。
石介为了赞颂这几个人，专门写了一首《庆历盛德诗》。
这首诗在当时流传甚广，也从遥远的京都汴京流传到眉山。苏轼的老师刘巨拿着传看，小小年纪的苏轼躲在一旁偷偷地看，他问刘巨，这首诗里写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刘巨说他没必要知道。但苏轼说“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人耳矣，何为其不可。”刘巨于是告知。
正是这次，还处于幼年时期的苏轼第一次听到了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鼓舞。在那个老师与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完全平等的时代，敢于质疑的苏轼身上隐藏着的天性的学习主动性和个性。
嘉佑元年（1056年），苏洵带着二十一岁（农历虚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进京应试。
父子三人在赴京科考的路上，拜谒了益州（今成都）太守张方平，张方平很快就看到苏洵身上的真知灼见和苏东坡诗才上的熠熠生辉。在当时的宋朝，只要有名公重臣的大力推荐，朝廷就可以据此任命官职。张方平本来与文坛领袖欧阳修政见不合，但为国家荐举人才的一片热心，让他摒弃前嫌，举笔致信欧阳修。
父子三人怀揣着张方平致欧阳修的书信，穿剑阁、过秦岭，于嘉佑二年（1057年）风尘仆仆地来到汴京城。
作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为改革当时刻意追求靡丽华美的风气，带领一帮文人学士发起一场文风运动。作为礼部主试的欧阳修决定借着科举考试，坚决摒弃雕文琢字卖弄辞藻的陋习，凡由此耽溺的学子，一律不予录取。
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阅卷中，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
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文章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
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
苏轼致书谢及第，欧阳修读后欣然致书梅饶臣：“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关于皋陶这几句话的出处。欧阳修问苏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后来，欧阳修对苏东坡的奖掖和扶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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