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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章 望湖楼下水如天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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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政治思想还是求稳。

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

所以,苏轼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

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三十六岁的苏轼见王安石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

朝廷应允,苏轼被授为杭州通判。

苏轼带着失意的悲凉和远离政治斗争漩涡的轻松赴杭州任职。

杭州是一大都市,故除去太守外,另设通判辅佐。通判为二把手,是州府长官的行政助理,握有裁可、连署州府公牍和监察官吏的实权,号称监州。

北宋时,朝廷在各个重镇设有公馆,相当于政府办事处。杭州的公馆位于凤凰山顶,南面是钱塘江,每天出海的各种大船出没于江面;站在此处向北望去,西湖四周环山,山顶隐约可见,庙宇与别墅点缀于山坡之上;东边是钱塘江湾,有惊涛拍岸之气魄。

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苏轼携家带口风尘仆仆来到杭州。

苏轼的官邸在公馆的北面,可俯瞰西湖,景色宜人。刚刚脱身于朝廷尔虞我诈的苏轼来到这样的杭州,心情愉悦、舒心。

杭州城自北而南,城外一周以高墙环绕,城内有河道,河道上又架以桥梁相通。整个杭州城在西湖的映衬下悦人无数,好一幅宁静安然的江南美景水墨画。

一大清早,湖面上数艘游船早已开张营业;到了晚上,推开窗户,可以听见有人吹箫,时而还传来歌唱的声音;北宋时已经出现了夜市,城内有些街道比别处显得更为明亮,有几处夜市甚至直到半夜三更才收市。

所有的这一切,都被居高而下的苏轼尽收眼底。可以说,一天之内各个时段的杭州的样子,苏轼都知道。

苏轼甚至有点相信他前生曾住在杭州。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相信前生和来世,苏轼也不例外。

有一天,苏轼去游寿星院,他一进门,便觉眼前景物十分熟悉,他告诉同游者走九十二级便可到向忏堂,结果果然如他所说。

初到杭州,苏轼便写出这样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苏轼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繁华的街市、宏伟的庙宇,还有杭州人那江南特有的轻松愉快气质,这些无不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担任通判的苏轼与杭州太守陈襄一见如故,在随后的相处中,两人堪称知音。

陈襄,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海滨四先生”之首,仁宗、神宗时期名臣。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与郑穆、陈烈、周希孟并称“古灵四先生”。进士及第,历官枢密院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进奏院,后又兼侍读,提举司天监,兼尚书都省事等。其人公正廉明,识人善荐,着有《古灵集》二十五卷传世。

陈襄虽身处仕途,却不忘儒者风范,礼贤下士。神宗熙宁五年,陈襄出任杭州太守。虽然陈襄是苏轼的顶头上司,又比苏轼大了二十岁,但陈襄并没有把他当作下属看待,反而与苏轼结为忘年之交。

陈襄、苏轼在杭州都十分关心民间疾苦。二人配合默契,共同主持通过挖沟、换井壁,修补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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