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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自己人手里，并不指望其有何重大作为，因此对于白居易的表现，牛僧孺并不以之为迕。
但是这一情形并未维持太久。牛僧孺、李宗闵的结党行为，逐渐引起了唐文宗的不满，加上牛僧孺在处理维州事件时决策失误，失去了唐文宗的信任。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牛僧孺以尚书右仆射出任淮南节度使，离开了宰相职位。次年二月，唐文宗启用其斟酌已久的李德裕，将其从西川节度调回朝廷，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
李德裕上台，白居易自知河南尹一职难以久继，于是再次申请百日长假，以求到期自动卸任。
李德裕当然求之不得，四月底，白居易的假期一满，李德裕马上免去白居易的河南尹职务，恢复其之前所任的太子宾客分司，以散骑常侍严休复出任河南尹。严休复与元稹交往密切，又曾经通过查办杨虞卿的手下温亮来打击杨虞卿，应是李党成员。李德裕用其党人来争夺洛阳地方实权的意图是至为明显的。
不过，李德裕执政的时间也没多久。因为唐文宗真正倚为心腹的人，既不是牛僧孺，也不是李德裕，而是李训、郑注。李训、郑注以铲除专权宦官势力为首要政治目标，但在此之前他们先要在外朝清除牛李二党的势力。
李、郑二人均以奇谋见长，他们于大和八年（834年）十月抛出漳王案，指责李德裕在浙西时暗中结交漳王李凑（文宗之弟），企图拥立漳王篡位。
当初唐文宗是在宦官势力的拥戴下继承其哥哥的皇位的，即位的合法性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加上漳王李凑确实博学多才，颇有人望，万一被人利用也是麻烦一桩，因此他放手让李训、郑注去“调查”。
结果虽不能完全坐实，但嫌疑也不能排除，当时还没有“无罪推定”这一司法理念，最多只是“疑罪从轻”，于是，漳王被废，不久死去，李德裕也被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不久又再贬袁州长史。
连续贬官，是唐朝皇帝或宰相常用的打击政敌的一种方法，目的是让政敌遭受连续的多次打击，可谓残酷的精神折磨。
李德裕下台后不久，大和九年（835年）六月，李训、郑注又制造“宋若宪案”，将矛头指向指向了李宗闵、杨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