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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教授，”她就嫣然一笑地说，“我连出生与不出生之间都无权决定。也不知道如何之间我就出生了！”
可是尉凡既是自己志愿入美籍也曾宣过誓，就不能指教学生各行所是。他就解释“自由”和“个人主义”并非两位一体，美国所提倡的自由，着重宗教上的意义，所谓“我的良心只有神知”已在开国之前就由与正规英格兰教堂作对的传教士广播于新大陆，即是开国时，也强调自由，也带着现实的经济意义，却仍是对英国的高压政策而言。譬如说那时候英国人只许美洲殖民地的人制生铁，却不许设钢厂炼钢，所有钢产必由英国输出。即是比较精致的制成品也不能由北美洲上的一个殖民地，也即是今日美国之一州，输出于另一州发卖。他和美国学生说着的时候，很多学生以前都没有听说到这一套。按其实当日曾有一位经济学理论家名Adam Smith的就曾写下一本书题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多年在中国已有译本称为《原富》，对这些事情有了详细的记载。并且这书也在1776年出版，正是美国宣布独立的一年。要是西方人连这些都没有弄清楚，一到中国即将美洲对大西洋彼岸行动的方针，错移在一个整块土地人烟稠密的国度里鼓吹，把自由说成了一个不顾历史背景，全无组织结构的品质，就不免张冠李戴了。大凡很多美国人在亚洲国家里的错误，不外先由于将时间与地点混淆之所致。
这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自此之后尉凡也将他自己对16世纪明朝作综合叙述的书发送到中国大陆上出版。这一来倒非同小可，他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的朋友，就写信告诉他，这本书倒也确被很多读者欣赏。可是这些欣赏的人不说叙事的绵密客观，却先用意识形态说出：“这方是真的马列主义。”原来当地的习惯，凡是他们以为真实的情事，概以“马列主义”称之。果是如此尉凡应当引以为慰。只是他也害怕，他怕美国联邦侦探局真以为他在宣扬马列主义，而且连中国的共产党人都以为他尉凡笔下作物确是马列主义。
然而将本人憎爱的事物以一个笼统的编号概括之，也不只在北京的中国人如此。尉凡也记着他在密歇根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位教美国宪法史的教授本人对Thomas Jefferson极端崇拜。在他看来凡是任何法案在他眼下合乎时宜有进步性格，或者只要行得通，不妨全称之为Jeffersonian，否则即是un-Jeffersonian，后来他的一班同学都抓住这要点，也都模仿教授的口语。例如在前一堂旷课的人，因有同学将所发油印教材留下一份给她或他，也不称谢，只称赞对方之义举为“Very Jeffersonian”。如果准备抗议或者对某种事体有意批判就说：“This is un-Jeffersonian．”
不少西方的人士没有想到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招牌也是如此看待。
尉凡也有一个朋友叫做夏志清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已经好几十年了，到最近才退休，他又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内容全不重要，凡是骂人的书总是行销。尉凡仔细一想，这观察却也有道理。他起先以为自己的书写得好，所以畅销。殊不知在很多情形下，只是读者把他们自己对书中人物憎恨的情绪看进书内去了。比方说他写16世纪的书，完全以技术的角度着眼。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及风尚一经固定，则与当局的道德无关。如果制度行不通，虽是执政人有贤愚不肖，最后也都是同样的一筹莫展。可是从多方面的反应看来，这要义并未完全传达了过去，倒是有了不少的读者仍在骂万历皇帝为无道昏君，也有人认为海瑞是坏人，值得咒骂。倒有一位相当有名望的教授对作者说：“你提到皇帝一举一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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