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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母大虫、鲁智深等不少形象，也似乎在书中可以找到，但却似是而非，并不一模一样，乍一看好似毫无相同之处，这里表现了作者高超的改编技巧。在它的后编中，即在第一百三十一回之后，移植了不少《三国志演义》中的故事情节，如亲兵卫被扣留在京都，犹如关云长之被困曹营。管领政元赠给他金银美女他都不受，只要了匹名马，以备回归东国之用。最后以放他回国为条件，前去打虎。在单骑回国的途中，于关隘受阻，政元追来相送。这些情节都是模仿《三国志演义》中关云长的故事改编创作的。在与镰仓两管领的三浦海战中，则蹈袭了赤壁之战中的许多场面，如草船借箭、巧献连环、蒋干盗书、南屏借风等等，都被网罗穿插其中，作者以其高超巧妙的手法改编创作，不仅是改头换面，而且真正达到了脱胎换骨的程度，不愧为改编小说中的一部杰作。
关于这部巨著的创作思想，马琴在第七辑的序言中说：“稗史虽无益于事，而寓以劝惩，则令读之于妇幼，可无害矣。”这是他所一贯坚持的创作态度和思想。他对《水浒传》也是以劝惩主义的观点进行评价的。他说：“梁山的一百零八个义士多半阵亡，最后宋江和李逵等也服毒致死，虽然看官会感到遗憾，但这是劝惩之所致，这种悲惨的结局，乃是作者的用心。”他对《水浒传》的创作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它是小说中之巨擘，是古今无与伦比的杰作。但他认为《水浒传》对劝惩考虑得不够，是其最大的缺点。日本在古代物语中也不乏劝惩的短篇创作，但他的劝惩思想，似乎更受到《三言》、《二拍》等中国小说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八犬传》中所创作的八个英雄人物，可以说是仁义道德的化身，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无不合乎道义的行动。通过他们与邪恶的斗争，最后战胜了邪恶，是以小说的形式颂扬了儒家的道德精神，从而使没有读过圣人书的妇幼得到教育，即寓教于乐。他所采取的手法是使好人和坏人直接对立起来，在情节纠葛的发展过程中，引起读者的兴趣。其结果是坏人灭亡，好人昌盛，使读者从而去恶扬善，这便是作者的创作意图。但根据事实往往并不一定好人必然得到善果，恶人一定得到恶报。如伏姬本来是个好人却没有得到善报，是有悖劝惩之意的。因此又辅之以佛教的因果观，说这是由于玉梓的作祟而遭到的不幸，最后玉梓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也就解决了这个矛盾。又如义实因口出戏言而得祸，但由于八犬士的出世，在犬士们的辅佐之下，里见家得以兴旺昌盛，岂非又因祸而得福？即用塞翁失马的祸福转化观念与之相辅相成，使他的劝惩主义得以自圆其说。
马琴认为小说是供读者欣赏的玩物，他在第一辑的序言中说：“因为小说是玩物，所以要用华丽的词藻，或加些俗语俚谚，使之饶有趣味地敷衍成章。”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知道，他的写作目的既然是寓教于乐，就不能使小说完全陷于说教，一定要在享乐中寓教训之意。所以在小说中夹杂了一些神奇怪诞的情节，这也无非是为了取得劝惩的效果。他很清楚，神奇怪诞的内容，会自然引起读者的兴趣。所以他认为在某些地方流之于荒诞，也是出于不得已。为达此目的，文字要通俗易懂，并且流畅悦耳。所以便如同中国六朝四六排联的骈俪体，不少是用五七调或七五调的韵文写成的。其中又多善于使用假借同音字的一语双关，而使之言外有意，充分发挥和运用了古代戏曲和诗歌中的传统技巧。但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和译者的笔拙，未能在译文中充分表现出来，实乃一大憾事。其次马琴在小说的格式上也极力攀模我国的章回小说，如每回的标题都基本上是按作者的原词刊出的。又如开头和结尾的却说、话说、再说和闲话休提、话分两头、且听下回分解等等，都是原样照搬了中国的章回小说。另外有些在明清白话小说中常用的词，如：遮莫、这厮、这桩事、登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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