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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服务台打听到她的名字的，也许她已经知道这件事了。这个季节来泊特克沃度假的人很少，其中的年轻人少得可以说屈指可数。她常常碰到我，也许她也希望有朝一日我会开口向她问候呢。阻碍我们进行交谈的原因很多。首先，茨维达小姐收集贝壳、画贝壳；我呢，多年以前，那还是我少年时代，曾经收集了许多贝壳，后来却放弃了这种爱好，什么分类呀，术语呀，各个品种的地理分布呀，全都忘记了。与茨维达小姐谈话势必引导我去同她谈论贝壳，我不知道现在对贝壳应该持什么态度：是装做一窍不通呢，还是回忆那些现在已模糊不清的往事。贝壳这个话题会迫使我考虑我与过去未能进行到底、现在处于半遗忘状态的那些事物还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局促不安，不愿与她谈话。
另外，这个姑娘专心致志地画贝壳，表明她追求外部世界能够提供的因此也是能够达到的完美的外形；而我呢，我则相反，我早就确信完美只能是部分的与偶然的，因此无需苦苦追求，事物的真正实质当事物解体时自己会显露出来。如果我要接近茨维达小姐，就应该对她的绘画表示赞赏（就质量而论，她的画很细腻，我已经看到过了）。起码在最初一段时间里要假装赞同那些我一直反对的美学上与道义上的原则；要不然就冒着使她伤心的危险，一开始就声明我自己的观点。
第三个障碍是我的健康状况。我遵医嘱来到海边，健康状况虽有好转，但仍不能出门会见生人。我还在时断时续地犯病，尤其是这种讨厌的湿疹又加剧了，迫使我放弃一切社交愿望。
我有时在气象台遇到气象学专家考德雷尔先生时，与他交谈几句。考德雷尔先生每天中午来收集气象数据。他身材修长、清瘦，皮肤很黑，有点像印第安人。来时骑着自行车，目视前方，仿佛要骑稳就得集中注意力似的。他把车靠到棚子边上，从横梁上取下手提包，掏出一本又窄又长的登记簿，然后登上托座的台阶记录下仪器上的数字：有些用各种铅笔登，有些用他那只粗钢笔登，注意力十分集中，一刻也不松懈。他身穿一件长外套和一条法国轻骑兵式马裤，都呈灰色或者是黑白相间的小方格，连他戴的帽子也是这种颜色。他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才发现我在注视他，并和蔼可亲地与我打招呼。
我发现考德雷尔先生的出现对我十分重要，这说明有人对工作还一丝不苟，负责到底。虽然我知道这种工作态度是徒劳无益的，但对我来说它却是一种安慰，因为它是对我这种糊里糊涂生活的一种补偿。虽然我已经明白目前我不能不这样生活，但仍然觉得这是一种过错。为了弥补这一过失，我才站在这里看这位气象学家工作，甚至和他交谈，虽然这种谈话本身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自然用我能够听懂的词汇跟我谈天气，非常详细地告诉我气压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当然也谈些我们这个时代气候不稳定的现象，援引一些本地气候中的例证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消息。他谈话的时候，性格不像头一眼见到时那样内向，有时还爱激动，爱讲话；尤其是他批评大多数人的思想与言行时，言词相当激烈，因为他是个不愿随大流的人。
今天考德雷尔先生对我说，他计划离开这里几天，要找个人顶替他记录数据，但是他在朋友之中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就这样，谈着谈着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学习看气象仪器，如果我愿意学的话，他很乐意教我。我既未表示乐意，也未表示不乐意，或者说，我至少是不愿意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但是当他走上托座登录数据时，我却站在他身边，他则给我讲解如何读出最低温度与最高温度，如何确定气压变化、降水量和风速等。简而言之，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从明天中午十二点起在今后几天里顶替他。他没有给我时间让我考虑一下，也没有拿出时间听我对他说我很难立即做出决定，多少有点强制地让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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