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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方在波士顿遇见了他的朋友。晚餐之后聚谈到十点半，他辞别了出来。朋友原来邀他在旅馆里住夜，他辞谢了。在夏天像奥顿这样的旅舍，单人房间起码就是一百美金一夜。而且卫方每一旅行就失眠。与其辗转反侧地纠缠着枕头和床单挣扎，还不如星夜回家，说不定在巴士上还可以若断若续地坐着打盹。
在车站里，他发现洗手间在地下室。但楼梯口有一位穿制服的服务员把守，来人非持有车票，不得下梯。
上下楼梯之后，卫方还想到当晚他和朋友在奥顿的餐室里的晚餐。他叫的是小鳕鱼，朋友要的是海味特品（seafood special）。他们的侍者名叫沾米。
“一切如何？”沾米每几分钟就走来问。
朋友告诉沾米，海味煎烹得过度。“抱歉。”沾米说着。卫方在旁边没有明讲的则是鳕鱼味同嚼蜡。付账时，朋友在账单上签了字，另给小账三元。沾米取过去，初时并没说什么，过了三四分钟他又回来了，手中仍拿着内有账单与小账的胶型碟子。“先生，”他告诉朋友，“你的签字没有注明房间号码。”这位朋友照着侍者的指示，将房间号码加写在签名之下。这时候，三块钱小账仍在碟里，沾米就趁着这机会做文章。“先生，”他说，“难道这里的服务这么坏？”
“什么？”东道主已经把笔放在口袋里，很惊讶地瞧着沾米。
对方仍然站在桌子旁边，很理直气壮地陈述：“你给的小账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我要知道服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当面被抗议小账给得不够，这是第一次的经验。可是，这是沾米的世界，小账已是分内应有而不是额外施恩。他又不能原谅这两位资深公民之年老无知，重复地说：“这小账不及十分之一……”
卫方不能猜想四十年前，当他的东道主胸前挂着飞行员和降落伞的徽章时，对这种质问的反应，现在到底是经过圣命的牧师（ordained minister），此一时彼一时也，态度自然不同，他从皮包里找出一张五元钞票放在碟子里，才把三张一元钞票收回。沾米对他的抗议算是得到圆满的解决，低声哼着道谢退场。
波士顿到纽约的巴士挤满了旅客，有些人在车门口站队达一两小时，就是想要占得座位。卫方上车时已经找不到座位，后面还有三十个人，照例公司要加派一辆车，但是这时候司机用扩音器叫乘客将行囊放在座下，小孩放在大人的怀抱中，“如果一个人占着两个座位，就要加买一张票。”这样的呼唤之后，卫方得坐在一位太太的旁边，她被迫将一个约三四岁，正在酣睡的孩子贴着自己抱起。
最后还有一位太太让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占着一个座位。司机走上前要她买票。
“照规定他不需要票。”她辩着。
“他不需要票，那也就不能占座位。”司机紧迫着，还站在旁边不去，这位太太意态怏怏地也把小孩贴身抱着。司机算是替走廊上最后一个旅客找到了座位，于是再度清点人数，又向传音器里说了些话，巴士才离站，至此已近半夜时分。巴士脱离了波士顿市区，进入跨省公路。
不知什么时候，他真的打了一阵盹，醒来只听着司机大叫。“哈特福！”此时只有一位乘客下车，座席也给一位新来的乘客接替。卫方又在朦胧中继续他的旅程。再醒来时，巴士已入纽约州。外面的雨已经停了，沾湿的树叶在路灯之下带着晶莹的景色。自从1974年卫方已成为美国公民。提到美国好的地方，卫方是毫不犹疑的。在他所著的历史书里，已经说明抗战后期，中国是靠美国的支撑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他也记着1950年间在美国南部旅行的时候，车站的洗手间没有派专人看守，却有“有色人种”和“白人”的区别，任何地方都是分作两处。即是饮水的喷泉，也标示着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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