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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镇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式成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统朝初期，他离“一手遮天”差很远。
朱祁镇即位时年仅9岁，朱瞻基临终前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别是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大学士杨荣、杨浦、杨士奇。而真正执掌“决定权”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张太皇太后。张太皇太后素称“贤德”，国家大事信赖“三杨”等文臣，且为朱祁镇每日安排“经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给朱祁镇讲学，朱祁镇年幼贪玩，自然受不了。此时，王振一面时常组织内宫卫队操练检阅，各种军事表演让朱祁镇大饱眼福；一面又时常当着“三杨”的面劝解朱祁镇不要“玩物丧志”，令久历宦海的老臣杨士奇也感叹道“宦官中有此贤良，真乃幸事。”但“贤良”的王振却暗中排斥异己，任命自己的亲信纪广为禁军都督，掌握了禁军军权。张太皇太后闻讯，深感王振包藏祸心，杀心顿起。正统元年二月，张太皇太后当着朱祁镇以及5位“辅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觐见，当场历数王振诱引朱祁镇“不学好”的种种罪过，要“赐死”王振，吓得王振立刻瘫痪。生死时刻，曾称王振“贤良”的杨士奇带头求情，朱祁镇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复哀求下张太皇太后心软了，饶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众大臣“以后不可令他干扰国政”。经此一吓，此后几年，王振分外收敛。
在这几年里，明王朝也进行了种种“善举”。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开始清查北方九边将士的“缺额”，增加宁夏地区的军力守备，次年又派刑部尚书魏源持“尚方宝剑”，清查宣府、大同两大军镇的军饷拖欠以及军屯侵占案件，斩杀十数名违纪军官，还委任名将杨洪镇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设十三粮仓，储备军粮，停开湖广、河南等地的“银厂”，减轻当地百姓负担，调3万禁军在京城周边屯田。如此种种，皆是对永乐、宣德两代诸多失误的补救，对英宗被俘后的北京保卫战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统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还因灾荒减免了山东、浙江、江西的赋税，正统七年更建立了由户部直接掌握的“太仓银库”，专门用以储备国家行政运作的“专款”，“皇室开支”与“政府开支”就此分开。此举被美国亚洲史专家罗斯墨菲赞叹为“皇室政治改革的创举”。同时还修订了朱元璋时期立下的“栓选法”，规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员推举言官，四品以及侍从言官推举知县，一时间“正人汇进”。明王朝的国势，这段时期尚在蒸蒸日上时。
王振的势力也在这段时间“蒸蒸日上”，从张太皇太后面前捡了条命后，王振大为收敛，一度小心做人，张太皇太后对他仍旧颇为警惕，时常派人暗中监视他的不法行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从此也渐有好感。真正使张太皇太后转变对王振的印象，是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的“殴死驿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谟因小事打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浦的乡里，廖谟是另一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浦坚持“杀人偿命”，杨士奇却坚持死者“罪有应得”。两位辅政大臣在内阁当场反目，吵闹到张太皇太后处，都是股肱大臣，张太皇太后也颇感为难。王振借机建议说：偿命太重，不处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谟降职。此言正中太皇太后下怀，深感王振办事“秉公无私”的张太皇太后从此对王振信任有加。此后，王振开始培养党羽，把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相继安插在东厂、御马监等要害部门，其侄儿王山、王林则成为锦衣卫指挥使，大明两大“特务”组织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专权也引起了“三杨”中最富智谋的杨荣的注意，他与杨士奇合议，相继将曹鼎、马愉等“门生”引入内阁，用以对抗王振势力。
对待文臣集团，王振也是软硬兼施。对“三杨”，王振起初礼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杨”渐渐对他放松警惕。趁此机会，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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