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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困难，人就聪明起来。阿曼在他市区中心的公寓里头养了两只鸡。当我看见阳台上的鸡笼时，突然恍然大悟。从我敞开的旅馆窗口，每天清晨听见此起彼落的鸡叫，我纳闷着：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楼房和马路，怎么会有鸡鸣人家？认识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阳台上养着鸡呢。甚至有许多人在厨房里养着一头羊，挤羊奶喝。
更大胆的人，就往观光客身边走去。烟厂工人从工厂里“节省”下几盒烟，低价卖给外国人。一盒烟赚到的钱可能10倍于他的月薪。博物馆里的解说员私下为观光客做翻译。月薪20美元的教授离开了研究室，工程师离开了工厂，小学老师离开了学校。为我们开车的一对夫妻，50多岁，原来是工程师和老师，现在开一辆破旧的小车，每天在观光饭店附近寻找客人。从旅馆到机场的车资我给了他们20美元，已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月薪。
农人在田里犁田；两头黄牛拖着木犁，人在后头推着走。正午12点的太阳晒着。老农叫阿提拉，只有54岁，但有心脏病，所以提早退休。一个月领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不够活，所以又来种地，当然是国家的地，他偷偷来种，还用铁丝围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窃居国有地”。他种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场去卖。
“国家欠我的，”人们觉得，所以从公家工厂里偷一盒烟出来卖或者挖一块地来种，都是临机应变的正当行为。揩公家的油来弥补自己困窘还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左转”。要懂得“左转”，在这“非常时期”才过得下日子。
走过哈瓦那的老城区是惊心动魄的。三百年来，靠蔗糖和烟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后裔住在这里，用最昂贵的大理石做阶梯，用最精美的镂刻铁栏做阳台。深蓝色的马赛克洋溢着地中海的风味，细致的门雕衬托出闲适的生活情调。上海外滩也许有23栋华丽的欧洲建筑，哈瓦那却有23000栋，一个美丽的建筑博物馆。
可是，是如何残破不堪的博物馆啊！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之后，就蓄意让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区衰败，转而致力于农村建设。共产党执政之后，资产阶级大量外移，老区的深宅大院一栋一栋空下来。无产阶级搬进去，深宅大院变成大杂院。40年下来，墙壁倒了，露出里头的泥土。窗子破了，没有补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东一块西一块。镂花铁栏锈了断了，危险地向人刺来。雕梁画栋垮下来，散出腐朽的湿气。壁纸翻下来，露出肮脏斑驳的里墙。人，像老鼠一样寄居在这黑影幢幢断垣残壁之中。
“观光客初看我们的老城都会吓一跳，”我的翻译说，“他们都问：你们打过什么战争？我只好笑。我们没打过仗，只是自然地烂掉！”
在“非常时期”，老城连自来水都没有了。运水车停在街头，居民用桶子来接水，然后回到自己往的危楼前，不知是第几层的楼上有人垂下绳索，打个结，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属于老城的市中心，残破得没有老城那么触目惊心，却也窘态毕露。国家买不起汽油了，公车班数减少了，路上有长长的队伍等着班车回郊区的家，等到天黑。许多人早上要等三个小时来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时车才回得了家。
等车的队伍旁有堆积起来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没有汽油，垃圾车也没办法来收垃圾。家家户户的垃圾堆起来，堆得太高了就垮下来。一个老头，穿得整整齐齐的老头，看见垃圾雄里有三个空塑料袋。他拾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一定是破了的塑料袋才有人丢掉，这三个都是破的。他咒骂一声，仍旧捡起来，带走了。
街上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脏，不会使人想到人们的家里如何干净。古巴人对人毫无防御，每个人都敞开着家门欢迎你进去看，没有掩饰，没有秘密，没有扭捏不安。你可以进人每一家的厨房、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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