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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想起日本株式会社在同时期如何垄断台湾的糖业，正是杨达的“送报夫”时代。
美国在古巴设立了傀儡政府，典型的拉美模式。上台的总统只要听话，如何贪污腐败，如何血腥独裁，都可以接受。总统一个接一个地换，一个比一个腐败。1952年，当26岁的卡斯特罗揭竿起义时，他有太深太多的民怨做他的政治资本：他既反独裁反贪污反无能，又反殖民反帝国反压迫。他不仅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更代表了古巴的民族尊严。
哈瓦那作协副主席艾拉斯是个受青年作家尊重的开明分子，他略带感伤地说，“我和卡斯特罗在1959年并肩打过仗。他的理想和奋斗曾经是我们一整代人的理想和奋斗。我们对他是深有感情的，他代表着我们曾经献身投入的一切。”
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有聪明的揉合。在历经400多年的殖民和半殖民统治之后（我们却不该忘了：古巴白人自己又是古巴黑人和华人的殖民者），古巴人有了一个自己的总统，他能对苏联说不，更能对美国说不。一个极权政府若让人民相信它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时，政权就容易巩固。
卡斯特罗不愚笨。在1997年的哈瓦那，房屋残破不堪，马路坑坑洞洞；人们花五六个小时等候公车上下班；垃圾堆散发出恶臭，垃圾车没有汽油，不能来按时清理；教授每月工资只能买16瓶牛奶。在这样困窘无望的时候，大街小巷看不见鸡蛋青菜，只看见无数个革命博物馆，无数个革命先烈的石膏像，无数本革命书籍、无数革命像与画册、革命纪念章、纪念碑、纪念公园、纪念建筑、纪念标语海报……
观光客来到哈瓦那，发觉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除了革命。但是革命能吃吗？卡斯特罗当然知道革命不能吃，但是为了不让饿肚子的人上街闹事，他必须随时随地提醒古巴人欠着他的革命债。
古巴不同于东欧，还有一个原因：东欧有西欧的榜样，而古巴只有拉丁美洲。西欧的民主和富庶一直是东欧现实的“另一个可能”（alternative）。古巴的“另一个可能”却是拉丁美洲几十个贫富严重不均，政治斗争血腥的所谓“民主”国家。智利可以做样板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失踪”。萨尔瓦多可以做模范吗？那儿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谋害。拉美甚至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古巴一样提供全民保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古巴的婴儿死亡率降到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比。拉美的“民主”对古巴人所呈现的是一个比古巴更糟的可能。1952年出生的古巴小说家Pene Vazaquez Diaz说：
“我们想效法的是西班牙式的民主演变：照顾社会的市场经济、多党政治、充分人权。但是啊，西班牙模式成功因为那是西班牙，不是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智利、巴拿马或是古巴。如果西班牙的冈萨雷斯是在萨尔瓦多搞运动的话，他的下场一定是在万人坟里一枪毙死；死在他身边肯定是他的同志，生殖器被切下来塞进嘴里！波兰的瓦文萨到了危地马拉会怎么样？工会主席吗？不，秃鹫的肉粮！”
恐惧拉丁美洲的“民主”梦魇，恐惧流亡海外古巴法西斯派的反攻复辟，恐惧超强美国的殖民势力，使得古巴的反对者犹豫不已；他们知道卡斯特罗的政权毫无希望，但是卡斯特罗之外的选择，只可能更坏，更惨。
卡斯特罗也不断地告诉人民古巴小岛外到处都是敌人：拉美的血腥独裁、流亡的法西斯、随时要吞噬古巴的美国。美国在1996年加倍严酷的禁运更强化了卡斯特罗的修辞。于是，古巴人就生活在双重恐吓中：
美国人说，如果不除去卡斯特罗，古巴人的生活将更困难。卡斯特罗说，如果不与我合作，美国人马上要来奴役你。
最糟的是，两个恐吓都是真的，两个后果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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