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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务部试图使昂纳克对死在围墙脚下的人负责。德国刑法第二一二条：“不蓄意谋杀之杀人者得判5年以上至终身监禁。”
如果司法机构以这个“技术”成功地将昂纳克治了罪，会有许多人觉得不安：昂纳克令“越墙者得射杀”时，他是在那个制度中合“法”产生的领袖，他的命令因此是国法；谁有理由不尊重他的“国法”？有人反驳：尊重生命才是最基本的法，超越任何国法，然而这是主观的价值判断，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一种道德取向，而在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里，道德不能作为判罪的依据，法律才是。所以仅只以法律问题来看待昂纳克，都莫衷一是，更何况，昂纳克所揭开的，还有种种更复杂的难题：
首先，谁有权利审判昂纳克？真正干净的人才能丢那第一块石头：西德政客的容忍和东德大多数人的默许，事实上，都使他们成为昂纳克的种种程度不同的“共犯”。“共犯”哪里有资格审判“主犯”？
再说，如果昂纳克躲在“理想主义”的大旗后面呢？如果对着世界握起拳头敬礼的昂纳克说，他至死相信共产主义，他一切的作为，包括“保卫边境”，都是实践社会主义的理想，造福他所热爱的人民，一切的一切，源于理想，如果他这么说，谁来评断这个“理想”的真与假、是与非、上升与堕落？又有什么依据能使人公正地评断这个“理想”？
1872年，整整一百年前，德国社民党和工党的创始人贝柏被控“叛乱”，他在法庭上为他的“理想”侃侃而谈：“…我自少年时代就为工人解放这个目标而奋斗，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奋斗到底。”他被解往监狱的路上，老百姓沿路对他脱帽致敬。
如果昂纳克在柏林法庭上为他的“理想”——尽管那已是一个灰飞烟灭的理想——侃侃而谈，我们究竟是该对他脱帽敬礼呢，还是给他脚镣手铐？
恶心！极权政治的受害人说，昂纳克不值得任何一丁点的同情和谅解。那成千上万被毁了的人生，那加起来上千年的牢狱，那数不清的妻离子散，那没有声音的家破人亡——就这么算了吗？如果这罪魁祸首不得到惩罚，世界上还有公理这个东西吗？
可是，即使是这些复仇心切的人，大概心里也明白：杀了昂纳克也只能满足情绪，回答不了历史的问题：什么是罪？谁有罪？罪如何形成？惩罚昂纳克只是在对“公理”饥渴时所轻易摄取的速食麦片。
但是即使如此，昂纳克回到德国受审仍是具有意义的。就他个人而言，这是一个扳回尊严的最后机会，和许多其他共产领袖相比，昂纳克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他不曾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样被莫名其妙地枪毙，也不会像保加利亚或甚至苏联的共产党头目一样受夺权者的审判：昂纳克面对的是一个公认为公正的西德司法程序。他有机会再度跃上世界舞台，为自己作最后的辩护。即使是失败的辩护，也还比潜逃在某个大使馆的角落默默死亡要值得尊敬得多。
一个80岁的人，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什么可惧怕的？
昂纳克的受审，当然又揭开了德东人尚未愈合的伤口。在统一之后的3年中，1700万德东人不仅受到失业穷困的打击，更尝到了一种“自我消灭”的痛苦，在“不知道我是谁”的认同危机中挣扎。这种危机，大部分的人仍旧相信，只是过渡的，但是痛苦并不因此减轻。
昂纳克的出现，将使德东人在为柴米油盐烦忧的同时，再度反省回顾自己的来时路。不久前，昂纳克曾经为自己书面辩护：不管东德人民是情愿不情愿，所谓“统一”事实上是西德对东德的“占领”、“兼并”，吃掉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东德人要比现在有更好的生活保障。
从昂纳克的审判过程中，德东人势必和自己进行内心的辩证：究竟有没有另一条路可走，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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