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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附庸风雅的贵族们，恐怕也没认识到眼前这年轻作家将成为德语文化的火炬，将重写德国文学史。
席勒逃离独裁专制的符腾堡公国，成为流亡作家。分裂的“春秋战国”状态还真是个幸福美好的时代，对作家而言。席勒离弃了一国，还有两百多个同文同种的德语国家让他择枝而栖，待价而沽；如果碰上个中央集权大帝国，那可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思考缜密的席勒在史学和美学上都有重要著作，1794年到了魏玛，与比他年长10岁的歌德开展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古典时期；1797年，两个人都有划时代的叙事长诗发表，使得这一年被文学史家称为“叙事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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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坐在公园里一张长椅上，展读魏玛史，阳光把晃动的树影投在书页上，摇花了我的眼睛。但是真让我眼花撩乱的可不是阳光啊！给我一个小城，给我一个年代，让韩愈、刘勰、关汉卿、曹雪芹一块儿发出光彩，我也要目眩神迷的，不是吗？
1770年的魏玛公国，全国人口不过10万，军队不过数百，还被后来的歌德裁军裁了一半；突然变成了人文荟萃的中心，过程并不复杂。“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个女人”，安娜·阿玛丽雅嫁给魏玛公爵时，将她对文学艺术的爱好也带来了魏玛。儿子少年时，她把维兰德聘来做家庭教师，同时大力推动剧院，艺文沙龙和图书馆的建立。深受母亲影响的卡尔王子执政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歌德聘来，以1200塔勒的年薪，花园豪宅，还有完全的信任。如果一个战死的士兵才值600塔勒，歌德的薪资显然是可观的。紧接着歌德把赫尔德引进成为宫廷牧师，把席勒找来发展剧院。思想的开放，人文气息的浓厚，对文人艺术家的厚爱，使魏玛小国成为18世纪德语世界的文化大国。
所以英雄是可以造时势的。促成了德国文学史上最灿烂的一章的，是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而且胸襟开阔的封建贵族。有他没有他，历史就是不一样。曹雪芹过了十几年“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顿不堪的日子，五十岁不到便潦倒地死在北京西郊一个山坳里，“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置暝”。如果他有一个热爱文学，尊重文化，胸襟开阔的统治者的支持，中国文学史是不是也可能多出特别灿烂的一章？
啊，对不起，我知道，在历史里说“如果”是件无聊透顶的事。曹雪芹的时代已经有它不容“如果”的史实：1724年禁市卖“淫词小说”，禁丧殡时演戏；1728年郎坤因《三国演义》而革职；1738年禁“淫词小说”；1753年禁译《水浒传》和《西厢记》；1764年，禁五城戏园夜唱……曹雪芹只能死在他的凄凉荒村里。雍正和乾隆写的是一部不同的历史。
可是那是君主专制时代，一个个人可以决定历史。那个人也许是英雄，也许是暴君，席勒在符腾堡因暴君压迫而失语禁声，在魏玛则因英雄赏识而才华奔放。为了避免人治的不稳定，20世纪的我们终于走到了所谓法治的地步：从前的农奴、工匠、市民、学者，现在都成了“选民”，以投票来决定谁是自己的“统治者”。问题是，这个代表民意的总理或总统或总裁或主席，是否就更能保障思想的自由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呢？问题是，假设在1775年，卡尔公爵已被推翻，魏玛要以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聘请歌德和席勒，投票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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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巴赫的故居，经过歌德的图书馆，从他手植的一株来自中国的银杏树下穿过，经过托玛斯曼和托尔斯泰住过的大象旅店，经过李斯特的旧宅，折向西北，沿着一条安静的老街行约20分钟，找到洪堡街36号，就是尼采故居了。他在1897年搬进这屋子，三年后在这儿去世，一个饱受痛苦，精神错乱的天才。
庭院寂寂，一只棕红松鼠在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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