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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中家破人亡的被害人一个一个站上证人台，描述自己在家园目睹的暴行。有一个塞族士兵问一个穆斯林女人，“婴儿干嘛哭个不停？”女人说，“他饿。”士兵一刀刺进婴儿胸腔，说，“他不会饿了。”
这些残暴的士兵又是怎么回事？在海牙法庭上，有一个“凶嫌”现身说法，就是二十四岁的杜拉胜。
讽刺的是，杜拉胜根本不是塞族人。他是个生长在穆斯林区的克罗蒂亚人。战争爆发之后，他有时被召进克罗蒂亚军中，有时被拖进穆斯林部队。后来发现身为塞族人的妻子有了身孕，于是决定当逃兵，随着妻子到了塞族区。到了塞族区却又变成了塞族士兵，“因为，”他哭着说，“否则就不给我们住房呀。”
杜拉胜的部队驶进一个农场，农场里头停了几十辆巴士，挤满了穆斯林男人。“他们十个人一排，站在我们面前，等我们开枪。我不肯，我的班长就说，你不肯，可以，过去跟他们站一块儿去！”
杜拉胜眼泪流个不停，“我没办法。连开巴士的司机都被叫下来，每个人都得枪毙几个，算是共犯。我不杀人，人家就要杀我。决定是上面的人下的。”
1995年7月16日，所有的巴士都空了，地上尸首遍野，杜拉胜已经干了一天的活。班长说，还没完，体育馆里头还有500个人。这个时候，杜拉胜无论如何不肯去了。班长于是命令他站在体育馆门口，自己带了部队进去。杜拉胜听见里头传来哭叫声、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然后，就安静了。
“你估计16日那天杀了多少人？”法官问。
“不知道……一千，一千二。”杜拉胜声音几乎听不见。
“你自己，”法官继续，“杀了多少？”
杜拉胜痛哭出声，“我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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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夏天并不太热，在树荫里风吹来还有点凉。工人用铁锹挖地，流了汗就到树下吹吹风。他们在7月15日挖出了一个长30米、深7米的大坑，大坑里横七竖八的全是骸骨。几根粗大的骨头还插在沾满泥巴的鞋子里，那自然是腿骨。
联合国的专家们鉴定，这个坑里挖出来的三百多具尸骸全部是由机关枪在近距离射杀所造成的死亡。土里四处是绳索，人是被捆绑着遇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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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满坑满谷的骸骨啊，谁说不是历史的常态？被秦始皇活埋的读书人，被军阀、被日本人所屠杀的百姓，不都是以成千上万的数目像死狗一样的暴尸于野？谁为那没名没姓的人伸张过什么正义？
可是相对于人的残暴，人，同时是个有理想的动物。国际法庭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如果能追究责任，使那始作俑者不能藏身在所谓“时代悲剧”、“制度役人”的烟雾中，或许将来的屠杀会减少。“时代”，是明确的个人所促成的，“制度”，是有名有姓的个人制定的，谁说找不到罪魁祸首？没有人活该像死狗一样的被抛进万人冢中。
海牙大审开庭了，人们屏息关注，但并没有太多的雀跃。历史的挫折使人们谨慎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距离。国际法庭的工作极其艰巨，首先是搜证。战争期间，暴行传闻不绝于耳：塞族士兵奉令强暴穆斯林妇女以达灭种效果、士兵令俘虏相互咬断生殖器并被迫吞下……有些可信，有些不可信，但法庭只能以实证为依据。实证？被强暴者噤若寒蝉，被杀害的只留下无声的骸骨，实证得来不易。
有了东京和纽伦堡大审的前车之鉴，海牙大审试图更准确地界定罪与罚的对应：小人物如饭馆老板塔第契罪行昭彰，不以其小而放松。大人物如总统卡拉季奇和总司令姆拉季奇显而易见地有重大政治责任，但海牙的法官们不倚赖那“显而易见”的假定，而力图找出军队暴行的命令下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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