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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尽忠职守，怎么能用西德法判他“叛国”？
米尔克的判决同样不可思议。因为没有法可以治他，于是就挖出六十多年前他枪杀纳粹警察的案子来入他罪，这实在是一场笑话！
另外还有米他克经济部长，他真正犯的罪，是他把我们的国家经济带上破产的路；这个罪不治，却控告他这里那里贪了点小钱。他把整个国家都毁了，小小的贪污算什么？
问：但是这是法治的两难和吊诡。法治国家的前提是：没有法就不能罚，不论罪行有多么严重。将吴尔夫、米尔克等人“入罪”，是因为他们的“罪行”无条文可罚，因此法庭只好去找鸡毛蒜皮的事将他们惩罚，这样才能满足从前受他们欺负的人的“正义感”，不是这样吗？
答：是，可是这样一来你置“法治”的尊严何在？因为没有法可对付真正的罪行，于是找出法来治旁校末节，这是对法的玩弄，伤害了法治尊严。另一方面，这种做法只为了满足某些人的报复心理；一个文明社会怎么能让“法”成为报复的工具呢？文明之所以为文明，就是它用法来疏导原始报复情绪，现在法倒过来为报复所用。
在这一方面，我不知道东欧人做得是否比德国人要有智慧。波兰人根本就封了过去的档案，匈牙利和捷克人也差不多。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其实是疗伤、是原谅宽恕、是和解……总而言之不是报复。
问：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得不问您关于《明镜》周刊对您的指控。他们提出各种证据说您当年也是公安部的秘密线民；您个人怎么看？
答：柏林参议会对所有的律师做过调查，调查报告很清楚地指出我的背景是清白的。当年因为我跟教会关系密切，经常为了救人，也得和公安部打交道。就如同史都培的例子（史都培是现任德东布兰登州州长，被控从前和公安系统“合作”过）：下水道不通，于是有人钻到地面下去修理堵塞的水管，他上来时，水道又通了，可是地面上的人指着他骂他臭！就是这么回事！我有一个理论：骂别人臭的多数是为虎作伥的同路者。改朝换代之后，这些人面对自己过去的作为，觉得问心有愧，为了得到良心的安宁，他就努力去寻找比他更“黑”更“脏”的人，作为指控的对象……。
问：有一种说法和您现在说的有点关联，说西德人之所以对东德的过去如此严厉，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当年对纳粹的过去太放松了，心中有愧；基本上是种补偿作用。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答：可以这么说。人们在追究过往的时候，俨然这个世界是黑白分明的，把好人（被迫害者）和坏人（迫害者）分成两个阵营；真相其实是，全黑、全白的都是极少数，大多数则是灰色的，灰色的普通百姓。这些灰色的普通百姓，在一个控制森严的制度里用自己的方式凿出一个不受控制的小角落，在里头思想、呼吸。几个观念相近互相信任的朋友常聚在一起聊天，就是这样一种小角落。统一之后，这些小角落也就消失了，许多东德人觉得失落……
问：“小角落”为何消失？
答：因为共同的敌人消失了，整个社会多元化了，就不再有小角落的需要。可是东德人不习惯新的人际关系——竞争、讲利害——他因此觉得痛苦。
问：您自己的小角落呢？您在1991年10月退出政坛和小角落文化有关吗？
答：当年敌忾同仇的朋友当然也已各奔东西，小角落不复存在，我也并不惋惜。我会退出政坛，是因为我向来就不是个太享受镁光灯、为群众的掌声着迷的人。我还比较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每两个星期和朋友聚在一起作室内演奏，那是属于我的小角落。
问：您在今年四月间到台北访问了一个星期；台湾的读者势必要问您对台北印象如何？
答：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台湾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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