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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们也被禁止进入大广场和大街、有水池的体面公园、轮船和火车。警察带着记者突击搜查由著名恶霸把持的半地下赌场、妓院，以及贩卖欧洲烟酒的走私贩仓库。
军事政变后，“骨骸”免去了左派教师的行政职务。这样，娜兹勒老师也就没可能选麦夫鲁特当班长了。有时她也不来上课，据说她的丈夫被通缉了。所有人都被广播和电视里关于秩序、纪律和整洁的词句感染了。校园墙壁上、厕所门上、写在隐蔽处的政治口号以及淫秽的俗语，关于老师的形形色色下流故事和淫秽图画（“骨骸”和梅拉哈特在一幅画上交配），全被涂上颜料遮盖了。跟老师造反、调皮捣蛋、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或者让每节课都沦为政治辩论和宣传的激进学生都变老实了。校长和“骨骸”为了在升旗仪式上让所有人齐唱《独立进行曲》，在阿塔图尔克塑像的两旁，各安放了一个用于宣礼塔的扩音器。然而，扩音器除了给不和谐的大合唱增添一种新的金属声音，没有产生任何别的效果。而且，扩音器的尖啸淹没了所有声音，于是唱国歌的人便更少了。历史老师拉美西斯在课堂上，也更多地谈到血腥的胜利、国旗的红色来自鲜血、土耳其人的血液有别于其他民族。
莫希尼：我的真名叫阿里·亚尔讷兹。“莫希尼”是印度总理潘迪特·尼赫鲁1950年送给土耳其小朋友的那头漂亮大象的名字。在伊斯坦布尔的高中里，想得到莫希尼这个外号，仅仅像大象那样高大魁梧、天生老态龙钟，像我一样摇摇摆摆、慢慢悠悠地走路，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贫穷和敏感。就像先知易卜拉欣也降示的一样，大象是极其敏感的动物。1971年军事政变带给我们学校最严重的一个政治后果就是，我们的长头发被剪掉了。为了保护长头发，我们曾经和“骨骸”以及其他老师英勇抗争过。这是一场导致很多人流泪的悲剧，这些人当中不仅有喜爱流行音乐的医生和公务员的孩子们，还有生活在一夜屋街区、长着一头美发的高中生。校长和“骨骸”在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常常威胁说，受欧洲堕落歌手的影响，男孩子像女人一样留长发很不协调。但是剪掉长发，是在政变军人进入学校后才得逞的。一些人认为，从军用吉普车上下来的上尉，是为了组织援助东部的地震灾民才来学校的。但是机会主义分子“骨骸”，立刻请来了杜特泰佩最能干的理发师。很遗憾，我也是一看见军人就吓懵了，被人剪了头发。头发一剪短，我看上去更丑了。怀着对军人的恐惧，我立刻向权威屈服了，自己跑去理发店重新把头发理了一遍，为此我更加憎恨自己。
“骨骸”觉察到了麦夫鲁特想当班长的梦想。军事政变后，他给了这个乖巧的学生在长课间操时协助莫希尼的任务。这是一个上课时能够去走廊的与众不同的机会，麦夫鲁特很开心。每天十一点十分的长课间操之前，麦夫鲁特和莫希尼便走出教室，经过昏暗潮湿的走廊和楼梯走到地下室。下去后，莫希尼先去煤库旁边的高中生厕所。那个麦夫鲁特连门都不敢看的地方，是一个被浓重的蓝色香烟烟雾笼罩的臭烘烘的场所。莫希尼在那里乞讨寻找一节香烟，如果有人可怜他给他一支，他就点燃抽完，然后老成地对耐心等在门口的麦夫鲁特说：“我吃了安抚神经的药。”在厨房排长队等待后，莫希尼背起一个差不多和他一样大的罐子，爬上楼梯，小心地把罐子放到教室的煤炉上。
粗糙的大罐里装着在恶臭的厨房里煮开的牛奶，奶粉则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贫穷国家的学校免费配送的。课间操时，莫希尼像家庭主妇那样，小心翼翼地将牛奶倒进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的塑料杯里。值勤老师则像发珠宝那样，仔细地给每个学生发鱼肝油。老师从一个蓝盒里拿出的、所有人都厌恶的鱼肝油，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免费提供的。为了确认学生们吞下了这个难闻的东西，老师像警察那样在课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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