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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十四岁，另一个十六岁，都是餐馆里的洗碗工。麦夫鲁特和费尔哈特搬出其他房间里的双层床，用他们从四周找到的东西，按照自己的喜好各自布置了一个房间。这是麦夫鲁特离家出走后，也是他将独自生活的第一个房间。他从楚库尔主麻的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一个破旧的茶几，经得老板同意从餐馆搬来了一把椅子。餐馆夜里十二点关门之后，有时他们和洗碗工一起弄些下酒菜（奶酪、可乐、鹰嘴豆、冰块，还有很多香烟），说笑着喝上两三个小时。他们从洗碗工那里得知，之前餐馆里的那场风波并不是因为洗碗工的偷窃行为而起，而是老板和洗碗工小孩之间关系的败露，引发了单元房里睡双层床的服务员们的愤怒和反对。他们让洗碗工把这个故事又重新讲了一两遍，这为他们偷偷嫉恨年老的宾格尔老板提供了一个良好开端。
两个马尔丁孩子的梦想则是卖贻贝塞饭。在伊斯坦布尔乃至整个土耳其，所有做贻贝塞饭的都是马尔丁人。他们不断重复地说，尽管马尔丁不靠海，但马尔丁人攫取了贻贝塞饭的营生，而这得益于他们的精明和智慧。
当费尔哈特对那两个孩子的马尔丁民族主义情结感到厌烦时，他说：“那有什么伙计，伊斯坦布尔卖面包圈的全是托卡特人，但我还没听到有人说，这足以证明托卡特人的精明！”“贻贝塞饭和面包圈不是一回事。”孩子们反驳道，“所有开面包坊的都是里泽人，他们也为此炫耀。”麦夫鲁特举了另外一个例子。这两个念完小学就来伊斯坦布尔打工的孩子比麦夫鲁特小七八岁，他们嬉闹、活泼的样子，他们津津乐道讲述的关于老板和其他服务员的离奇故事和传闻，影响了麦夫鲁特，很多时候，他发自内心地相信从他们那里听来的关于街道、伊斯坦布尔和土耳其的事情。
记者杰拉尔·萨利克之所以可以如此强烈地抨击国家，其背后是美苏之争，以及《国民报》的老板是犹太人。阿迦清真寺的角落里，向孩子们卖肥皂泡的肥胖男人，当然是便衣警察，全伊斯坦布尔人都知道他发明的“飞舞的气球”一说，然而他真正的任务是，为对面街道角落里的两名便衣警察做掩护，他们一个擦皮鞋，另一个卖阿尔巴尼亚炸羊肝。皇宫电影院旁边的苏丹牛奶布丁店里，顾客吃剩的鸡汤和鸡肉盖浇饭，被服务员收回厨房后不会扔掉，而是放在铝盆里再煮开和用热水浸烫清洗，随后又被烧成汤，做成盖浇饭的浇头或者鸡胸肉泥牛奶布丁，端给顾客。叙尔梅内人团伙掌控着逃往雅典的希腊人的老房子，他们把多数房子租给经营妓院的人，而这背后则是，妓院老板和贝伊奥卢警察局之间的良好关系。为了镇压这些日子开始的民众反抗，美国中央情报局即将用专机把阿亚图拉·霍梅尼送回德黑兰。近期将会发生军事政变，第一军司令塔亚尔帕夏将被宣布为总统。
“你们就吹牛吧。”有一次费尔哈特说。
“没有吹牛，大哥，第一军司令去色拉塞尔维莱尔大街66号的妓院时，正好我们的一个马尔丁同乡也在那里，所以我才知道的。”
“我们那大名鼎鼎的塔亚尔帕夏是伊斯坦布尔驻军司令，他为什么还要去妓院？皮条客会把他要的最好的那类女人送上门的。”
“大哥，那一定是帕夏怕老婆，我们马尔丁的朋友在66号亲眼看见了帕夏……你不信，你看不起马尔丁人，但是如果你去了马尔丁，呼吸了那里的空气，喝了那里的水，成了我们的客人，你就再也不愿意离开马尔丁了。”
“既然马尔丁是个那么好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还要大老远地跑来伊斯坦布尔？”有时费尔哈特会生气地问道，两个洗碗工则像听笑话一样笑起来。
“其实我们跟你是同村的。我们根本没去马尔丁直接来到了伊斯坦布尔。”那天晚上其中一个洗碗工严肃地说，“在伊斯坦布尔，除了马尔丁人，没有人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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