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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只要在收银机上打出小票，那他就绝对不可能被欺骗。为了防止不打小票，船长不时派一个谁都不认识的朋友去店里。快餐店的秘密督察买了一点东西吃后，就像大家在伊斯坦布尔习惯的那样，说“我不要小票”而要求打折。收银台上的经理如果不给小票，那么他把钱私藏腰包的事情就会败露，于是就跟之前的经理一样，马上就会被开除。
麦夫鲁特不把他的“员工”，看作是找机会欺骗特拉布宗老板的机会主义分子。在他的眼里，大家都是同舟共济的善良雇员。他总是对他们笑脸相迎，赞不绝口。他真诚地说：“你把吐司面包烤得像石榴一样红，真棒。”或者，“真了不起，转烤肉很酥脆。”如果快餐店那天生意好，营业额高的话，晚上给老板交账时，麦夫鲁特就像一个向上尉喊报告的士兵那样由衷地感到自豪。
每晚把快餐店交给老板后，麦夫鲁特就一溜烟地跑回家，一边慢慢地喝拉伊哈放在他面前的一碗小豆汤或是酸奶蔬菜汤，一边用余光瞄着电视，他在店里一整天也是这么看电视的。员工在快餐店可以随便吃吐司和烤肉三明治，因此麦夫鲁特不会饿着肚子回家，也不会太看重家里的饭菜。他边喝汤，边兴致勃勃地看法特玛的教科书，看她用纤小漂亮的字体写在白纸（麦夫鲁特上学时，作业本的纸张是黄色的草浆纸）作业本上的字母、数字和句子。还是像往常那样，每晚新闻一结束，他就出去叫卖钵扎，直到十一点或十一点半才回家。
有了当经理的收入，他既不用强迫自己“让我再多卖一点钵扎”，也不用为了在金角湾对岸的老街区里寻找新顾客，而去野狗冲他龇牙咧嘴狂吠的偏僻小巷。夏天的一个夜晚，他曾推着冰激凌车去拜访过先生阁下和他的学生们。他从他们那里拿来一个上面放着细腰茶杯的托盘，在下面的冰激凌车上，往杯里装上冰激凌后，只要感到聊天的需求，就跑上去敲门。天冷后他又借口送钵扎继续了这样的拜访。为了强调他的拜访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交谈，每三次拜访中有一次他都不收冰激凌或钵扎的钱。另外一个访客将此形容为“送给托钵僧修道院的礼物”，先生阁下的讲话被称作“交谈”。
距第一次拜访近一年后，麦夫鲁特才知道，为教学生旧体字和书法而开设私教课的先生阁下的家，同时也是一小群仰慕他的穆斯林聚集的一个托钵僧修道院。他那么晚才搞清楚的原因，一是进出单元房的人全都保守秘密，并且悄无声息；二是他自己也不想知道这些事情。他很喜欢待在那里，即便每周四先生阁下只给他五六分钟时间来倾听他的烦恼并和他交谈，他也心满意足了，因此他回避一切可能破坏这种幸福的事情。麦夫鲁特从一个访客那里得知，先生阁下和所有找上门的人交谈，他长期举办一个由二十五到三十人参加的“周二交谈”，那人邀请了麦夫鲁特，但他没去。
当他陷入招惹上一件违法事情的恐惧时，“如果他们是干坏事的坏人，怎么还会在墙上挂巨幅的阿塔图尔克画像呢！”有时他就这么想着来安慰自己。但不久他就明白了，墙上的阿塔图尔克画像，就像高中时他和费尔哈特经常出入的共产党机关入口处的戴黑毡帽的阿塔图尔克画像一样，挂在那里，是为了哪天赶上警察突袭，能够说，“搞错了吧，我们热爱阿塔图尔克！”唯一不同的是，尽管共产党人对阿塔图尔克坚信不疑，却不停地对他说三道四（麦夫鲁特非常厌恶这些丑恶的言论）；教徒们尽管根本不相信阿塔图尔克，却从来不发表对他不利的言论。麦夫鲁特选择后者，也不被一些大学生粗野刻薄的言论所蒙骗。他们说：“阿塔图尔克推行的西化文字改革，终结了我们拥有五百年历史的书法艺术。”
麦夫鲁特觉得那些大学生不够严肃，为了引起先生阁下的注意、赢得他的好感，他们溜须拍马，但一走出那个房间就开始说长道短和谈论电视节目。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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