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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尔库特：早在1965年和我爸爸一起在库尔泰佩圈下的那块地皮上，去世的穆斯塔法叔叔只盖起了一个单开间。即使麦夫鲁特来城里帮助他爸爸，他们也没能多做些什么，却早已筋疲力尽了。而我们在杜特泰佩的地皮上，一开始就盖起了两间房。我爸爸像在村里那样，在院子里种上了白杨树，如果你现在从希什利望去，兴许就能看见。我妈妈也搬来杜特泰佩后，1969年我们在一夜间又盖起了一间漂亮的屋子，随后又加盖了一间我住在里面听赛马消息的房间。1978年我和维蒂哈结婚时，我们又加盖了带浴室的一大间、外加客房。我们的家就这样一点一点扩大，跟皇宫一样。在我们的皇宫院子里，自己长出了两棵桑树和一棵无花果树。我们还加高了院墙，装上了铁门。
六年前，感谢真主，我们的生意一帆风顺，就像这些山头上所有人一样，我们也依仗地契（我们也有地契了），在所有房间上面又加盖了一层。为了不让我妈从早到晚牵挂维蒂哈去了哪里，孩子们回家没有，我们把楼梯建在了外面。一开始，爸妈和苏莱曼兴致勃勃地搬去了楼上，因为楼上的房间更新、视野也更好。但后来，爸妈说爬楼梯太麻烦，本来这里就太大、太空、太冷、我们太孤单，重又搬回楼下。我就在楼上，按照维蒂哈的意思，装了最新最贵的浴缸，贴了蓝色瓷砖，可还是没能摆脱维蒂哈的絮叨，她总说“咱们搬去城里吧”。无论我怎么说，“这里也是城里，这里也是伊斯坦布尔。”维蒂哈就是听不进去。在希什利的高中里，一些富人野种取笑博兹库尔特和图兰住在一夜屋里。“我爸妈不会去希什利，他们不可能舍得放下微风习习的院子、杂货店、母鸡和树木。”我说，“难道咱们要把他们孤零零地留在这里吗？”
维蒂哈不时也会抱怨我总是晚回家，有时根本不回家，出差一走就是十天。她像希什利办公室里那个染了金发的斗鸡眼女人那样，没完没了地絮叨。
是的，有时我十天半个月不回家，但不是为了工地上的事，我们去了阿塞拜疆。以前搞运动的塔勒克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以及突厥主义者朋友说，“国家把这么神圣的任务交给我们，可一分钱也没有。”安卡拉说，你们去问私企要赞助。突厥主义者希望我帮忙，难道我会说不吗。尽管共产主义在苏联终结了，但阿利耶夫总统本人是克格勃出身，前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所谓的突厥人，依然试图把突厥人拴在俄罗斯人的尾巴上。在巴库，我们和军阀们举行了秘密会议。埃利奇别伊赢得了多数高贵的阿塞拜疆人民（其实全都是突厥人，但混进了俄罗斯人和波斯人）的选票，当选为阿塞拜疆第一任民选总统，但却被一次克格勃方式的军事政变赶下了台，一生气回了农村老家。对于在和亚美尼亚的战争中出卖国家的叛徒、无能的人，以及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自己的俄罗斯间谍，埃利奇别伊对他们深恶痛绝。他以为我们是俄罗斯间谍，因此不愿意见我们，我们和塔勒克就在巴库的酒店和酒吧里打发时间。还没等我们去埃利奇别伊的村庄，亲吻他神圣的手，告诉他“美国也在支持我们，阿塞拜疆的未来在西方”，就传来了我们土耳其式政变计划泡汤的消息。据说安卡拉的一些人害怕了，告诉阿利耶夫我们为了发动政变去了阿塞拜疆。我们还得知，埃利奇别伊不要说来参加我们的政变，他连院门都出不去。于是我们直奔机场回到了伊斯坦布尔。
这次冒险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那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突厥人的敌人，但突厥人最大的敌人却是他们自己。其实巴库的女孩们从她们憎恨的俄罗斯人那里学会了所有落拓不羁，但她们最终还是选择阿塞拜疆男人。那样的话，夫人<small>20</small>，我为你身陷险境便毫无意义。因为一个承诺就立刻自愿出行阿塞拜疆，已经为我在政府和政党里赢得了政治资本。苏莱曼也在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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