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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夫鲁特一直记得，在他们经营连襟钵扎店的日子里，费尔哈特有天夜里讲的一个故事：
“在军事政变最严酷的日子里，迪亚巴克尔人被监狱里传来的惨叫声驯化时，从安卡拉来了一个身着巡视员制服的人。这个神秘的来客询问将自己从机场带去酒店的库尔德人出租车司机，如今迪亚巴克尔的生活怎么样。司机回答说，所有库尔德人都对新的军人政权十分满意，除了土耳其国旗，他们不相信任何别的东西，搞分裂的恐怖分子被关进监狱后，市民们欢欣鼓舞。‘我是律师。’安卡拉来的人说，‘我来为那些在监狱里遭受酷刑折磨的人辩护，也替那些因为说了库尔德语而被送去喂狗的人辩护。’一听此话，司机立刻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大弯。他历数了对库尔德人实施的酷刑，详述了被活活扔到下水道、被惨打致死的人们的故事。安卡拉来的律师忍不住打断了司机，‘但你刚才说的跟这些完全相反。’他说。迪亚巴克尔司机则回答道：‘律师先生，您说的没错。一开始说的，是我的官方观点，后来说的，是我的个人观点。’”
麦夫鲁特每次想起这个故事，都像第一次听到时那样忍俊不禁，他想在和费尔哈特一起照看顾客的某天晚上，争论一下这个故事，但费尔哈特一直很忙，想着别的事情。也许费尔哈特厌恶麦夫鲁特的说教，才更少来店里的。麦夫鲁特不时不由自主地说一些有关拉克酒、葡萄酒，沾花惹草，已婚男人要有责任心的话，费尔哈特对此很反感，他说：“那是什么话，这些也是《告诫报》上写的吗？”以此对麦夫鲁特含沙射影。尽管麦夫鲁特跟费尔哈特说过很多次，他根本不看那份报纸，只是因为报上登了一篇有关店铺的好文章，他才买来看看，但费尔哈特根本不听，只是轻蔑地摇摇头。有一次，费尔哈特还因为麦夫鲁特挂在墙上的那幅画取笑了他。麦夫鲁特为什么那么喜欢老人喜欢的话题、墓地和古老的东西？
麦夫鲁特发现，随着奉行宗教政策的政党赢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和支持者，费尔哈特也像很多左派和阿拉维派人那样，变得惴惴不安，甚至陷入恐慌。“最终他们将首先禁止酒精，那样的话，钵扎的重要性就会突显出来。”他半玩笑半认真地推理。他不在茶馆和提起这个话题的人争论，实在被逼急了，他就说这句让忧心忡忡的凯末尔主义者恼火的话。
麦夫鲁特开始想，费尔哈特不来店铺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自己当兵时写的那些信。“如果一个人当兵时给我的妻子写了三年情书，我也不愿意每天看见他。”他自言自语道。明白费尔哈特最终不会来店铺的那些夜晚，他提醒自己，费尔哈特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因此独自在家的萨米哈才去麦夫鲁特家，和拉伊哈、孩子们做伴。
一天晚上，当麦夫鲁特明白，即便再晚，费尔哈特也还是不会来时，他恼火了，不耐烦地早早关掉店门回了家。萨米哈在麦夫鲁特回去前不久回家了。萨米哈大概开始用香水了，或者麦夫鲁特闻到的是萨米哈带给孩子们的礼物的气味。
拉伊哈晚上早早地看见麦夫鲁特，却没表现出麦夫鲁特想象中的欣喜。恰恰相反，她吃醋了。她问了丈夫两遍为什么要早回来。麦夫鲁特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好好地就早回了家，他觉得拉伊哈吃醋毫无道理。在连襟店里，为了不让三个人不开心（也就是说还包括萨米哈），麦夫鲁特处处小心：他注意不和萨米哈单独待在店里；需要和拉伊哈说话时，他用温和、亲切的语气，而和萨米哈说话时，他像对一个宾博员工那样，用一种疏远和官方的口气。但显而易见，这些措施还有欠缺。麦夫鲁特现在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里：如果他做出一副没什么可被嫉妒的样子，那他就会落入有事藏着、在暗度陈仓的境地，而这会让他妻子更吃醋。如果他做出一副拉伊哈吃醋有道理的样子，那就等于麦夫鲁特承认了一个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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