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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们全都住在库尔泰佩的一栋十二层公寓楼里。楼里共有六十八个单元，麦夫鲁特和萨米哈住在二楼，只有他们的房子朝北看不到风景。哈桑伯父和萨菲耶姨妈住在一楼；考尔库特和维蒂哈在九楼；苏莱曼和梅拉哈特则在顶层。有时他们在一楼遇到，看到不停抽烟的看门人责骂踢球的孩子；有时他们在电梯里碰到，便互相开开玩笑，仿佛大家全都住在十二层的一栋公寓楼是件极其自然的事情，其实他们都不自在。
最不自在的是苏莱曼，尽管他很幸福。在对面的杜特泰佩，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精心建造了一座三十层塔楼，苏莱曼想在那幢楼的最高几层，拥有一套鸟瞰伊斯坦布尔的房子，而不是在这十二层的D幢里。九十来岁的哈吉·哈米特，也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他说“让你的哥哥和爸爸也来住我的塔楼！”，可两年前他突然去世（公共工程和安置部部长都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乌拉尔建筑公司的高管改变了态度，把考尔库特和苏莱曼排挤出了那栋塔楼。苏莱曼因此很伤心，2010年他和考尔库特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整年，终于找出两个原因：第一，在一次年终会议上，考尔库特抱怨为获得施工许可而过多行贿，他说，“难道他们真的要拿这么多贿赂？”哈吉·哈米特的儿子们个人对此很介意，他们觉得此话在暗示，“其实你们并没有去贿赂部长，而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事实上，考尔库特并无此暗示。第二个原因—这是后来才想起来的—因为在巴库的失败图谋，考尔库特被赋予了“军事政变者”的身份。这个身份受到民族主义保守派执政党的广泛欢迎，却惹恼了新的执政党。
但随后他们获悉的真正原因却是，他们的爸爸对乌拉尔建筑公司宣称：“如果我们不住在同一栋楼，我就不签字。”考尔库特和苏莱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们的父母离开住了四十年的四层老楼，搬进一套公寓楼的单元房。在此问题上，地震导致楼上两层歪斜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2年古尔邦节的早上，麦夫鲁特在哈吉·哈米特·乌拉尔清真寺做礼拜的人群里，既没看见苏莱曼和考尔库特，也没看见他们的儿子。而过去他们居住在不同山头、不同街区时，节日礼拜之前他们都一定会首先找到彼此，一起做礼拜，随后在人群中推搡着在地毯上一起往前走，去亲吻哈吉·哈米特的手。
现在每人都有一部手机，但没人给他打电话。做礼拜的男人从清真寺的天井挤到了广场和街道上，就像最近几年那样，在如此拥挤的人群里做礼拜，麦夫鲁特却感到异常孤独。他和初、高中年代认识的几个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的熟人、在D幢做邻居的几个有车的店主，用眼神互致了问候，但人们表现出的匆忙、粗俗和浮躁，在他的内心里唤醒了一种自己在一个别的街区做礼拜的感觉。伊玛目历数“为了我们的美好家园和生活而奋斗的人们”时，提到了阿塔图尔克和另外四五个人，随后便是过世的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在这里的年轻人当中，有几个人知道多年前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出席了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的婚礼，还送了一块手表给他。
麦夫鲁特从清真寺回来时，萨米哈不在家。麦夫鲁特知道她去了9单元的维蒂哈家。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来库尔泰佩过节，他已经在9单元住了一个星期。那套房子有很多朝北的房间，考尔库特和老丈人避开对方相安无事，维蒂哈和萨米哈的多数时间则是陪着爸爸看电视。苏莱曼必定是一大早开车带一家人去了于斯屈达尔的老丈人家。麦夫鲁特没在停车场里看见苏莱曼的福特蒙迪欧轿车，于是得出了这个结论。
麦夫鲁特在二楼的单元，面向十二层公寓楼的停车场。麦夫鲁特从这里可以获取楼里很多人的信息，比如退休的夫妻、大嗓门的年轻中产阶级、不知道从事何种职业的夫妻、老一辈酸奶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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