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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哈特：1995年的夏天，我一直忙于从街道和耶迪泰佩电力公司档案里搜寻我的电表情人塞尔维罕的踪迹。码放在架子上的文件，被金属丝装订在硬纸板封面里，还都上了铁锁。另外还有塞满一沓沓纸张的黄色信封以及笔记本，全都布满了七八十年的灰尘。面对这些档案，我和公司的两个退休档案书记员，抽了无数烟，喝了无数茶。尽管更换过几次名字，但耶迪泰佩电力公司那湮没在灰尘里的档案，是伊斯坦布尔自1914年开始的电力生产和销售的全部记忆，当年还是从武器制造厂转型电力生产的。两个年老的书记员认为，在没有掌握这份记忆、没有弄清楚伊斯坦布尔人为了欺骗国家在过去八十年里发明的偷电伎俩、没有明白公民的用电消费和支付电费的逻辑之前，试图在城里收缴电费，完全就是一种徒劳。
夏季过半，我们得知，来自安纳托利亚的耶迪泰佩电力公司的新老板们，可能与我们意见相左。他们要论公斤按纸张的价钱把档案卖给收废品的，甚至还要烧毁它们。对于这样的传言，年长的一个书记员说“那样的话，把我们也一起烧了吧！”以此表示抗议；另一个则在一个愤怒的瞬间说，最恐怖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那些离开安纳托利亚，来到伊斯坦布尔发了财的农民暴发户。随后他们改变了方式：如果我告诉开塞利老板，档案对于收缴电费是何等重要和必不可少，兴许这份巨大的人性和技术财富就有救了。
于是，我们首先从最老的笔记本开始工作，笔记本的白色厚纸散发出一种好闻的纸香，里面的内容是共和国建立和文字改革之前，用奥斯曼土耳其语或法语手写的。就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它们向我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伊斯坦布尔的哪些街区通了电，哪些地方用电消费最多，以及那时的伊斯坦布尔还是一个满是非穆斯林的城市。书记员说，由于50年代实行的一个收费系统，每个收费员就像奥斯曼时期的收税员那样，被派去负责一个明确划定的区域，包含一系列街区。于是收费员就像片区警察一样，认识那里的所有居民，详细记录下居民的偷电把戏，并制作了相关的卡片目录。书记员把笔记本上做有一百个、五百个和九百个卡片目录的泛黄页面一一翻给我看。
布满污渍的破损卡片目录中，白色的属于居民类用户，紫色的属于店铺类用户，红色的则属于工业类用户。他们说，真正耍大鬼把戏的是紫色和红色用户，但是“年轻的收费员费尔哈特先生”，如果认真阅读“备注”部分，关注收费员们的英勇努力，就会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那些一夜屋街区，宰廷布尔努、塔什勒塔尔拉、杜特泰佩和周围地区也都成了非法用电的天堂。在随后制作的卡片目录上，电力公司的职员们在名为“点评”的“备注”部分，使用圆珠笔和用口水蘸湿才能书写的紫色笔，用大大小小、歪歪斜斜的手写体，写下了他们关于用户、电表和偷电鬼把戏的看法。我觉得，所有这些信息都在让我一步一步靠近塞尔维罕。
“他们买了冰箱”、“他们有第二个电暖炉”，类似这样的笔记，是为了帮助读电表的收费员想起并计算住家的预估用电量而写的。两个老书记员认为，档案可以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冰箱、熨斗、洗衣机、电暖炉以及其他很多电器，是在什么时候进入哪个家庭的。“他们回村去了……”、“参加婚礼，家里两个月没人……”、“他们去了别墅……”、“老家来了两位客人……”，类似这样的笔记，则从用电的视角，确认了城市里的动态生活。有时，不期而遇的卡片目录来自叙尔梅内人·萨米经营的夜总会、烤肉店，以及唱民歌的酒吧，我就集中精力看它们，忘了那些“备注”。那时两个老书记员，就拿给我看更有趣也更有帮助的笔记：“收费通知挂在门把手的钉子上面。”“沿着街区饮水池旁边的墙壁走到无花果树下，电表就在树后面。”“戴眼镜的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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