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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主义思潮</h3>
改革初期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种思潮，它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出现的，可以说，它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与学生群体普遍强调思想启蒙，提倡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专制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他们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
当然，以上这些观念意识可以说是1980年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作为自由派来说，他们与一般人的不同在于，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人类自由人权价值的普适性，认为承载这种价值的西方多元政治体制，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良制，却忽视了西方多党民主体制得以有效实施所需要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条件。在自由派看来，只要建立起被认为具有是普适性的西式多元政治制度，专制灾难、经济停滞与社会文明不足等社会矛盾就能迎刃而解，正像雨衣具有普适性一样，穿在西方人身上可以避雨，穿在中国人身上同样可以避雨。我们可以把这种并不考虑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支持性条件的“制度普适论”，称为“制度决定论”。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就相当多。孙中山曾经有过这样的简单观念。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建立多党制的努力失败了，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大系统上，安置着一个高度西方化的、从工业文明社会直接移入的政治体制，导致本土政治生态条件对西方制度产生排异反应，令中国陷入“淮橘为枳”的困境。
与“多元民主制度普适论”相联系的，是自由派普遍具有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思维。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就是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些本来并不能用单纯的“道德”来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态度。在1950年代后期，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既然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适用的良制，为什么当政者不愿意采取这样好的民主制度？并认为，这只能从当政者的私心上来解释。在自由派看来，拒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制，就只能是动机不纯，或不愿意放弃有权者的既得利益，拒绝分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与制度。这就被认为是道德层面的正邪问题，而对于不道德的力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民主的胜利。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道德优越感为基础的“非正即邪”的不妥协的激进主义。
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引起的社会不满加剧，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升级，民间自由主义思潮也日益趋向于激进化。当年曾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道：“这是最后斗争！成功了，伟大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失败了，我们就会陷入印第安人的第四世界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受这种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人都怀抱这种西化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观点，但这种思想体现的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非白即黑”、“非正即邪”的简单直线思维。激进的西化自由派怀抱着一种浪漫的激情与理想，要求实现在他们看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的好的民主制度。一旦受到挫折，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悲情与激愤情绪。应该说，酿成八九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思潮角度来看，它与民间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走向悲情化并与威权政治发生剧烈冲突有关。
1990年代自由主义走向温和化
1990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化，主流走向理性务实与温和。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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