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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学校附近。我好像生活在学校附近，既不是学校里的老师，也不是学校里的学生。但这并不能说我没有感觉到校长大有秩序的面孔。如果是位女校长的话，她可能非常严肃。女老师太多，是一座小学。所以，我们养成一种对男老师陌生又害怕的习惯：悄立在操场边，望着雄壮的体育老师跳过山羊——希望他跳过后摔倒。这样，我们就可以前去围观。
操场上的煤渣、沙子屑屑在脚底作响，我生活在学校附近。因为我已差不多遗忘学校生活。操场和高音喇叭，是我们的学校生活中缺少不了的东西。我们常常列队在操场上，听着高音喇叭里声嘶力竭的召唤。即使是一个最温柔的女语文老师，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也像我们早已养成的对男老师的习惯。我们的学校，是和乡村差不多的：操场——打谷场；一样的高音喇叭。
“三小队王敏生社员注意了注意了，快跑步到大队部来一趟来一趟。”
“五（4）班的李老师请注意，快到校长室集中。”
我想起70年代的学校生活，就往往和乡村叠合一起。我们是老师们种下的水稻，在初夏的风中一眼望去，还挺可爱。这是来自于这个年龄段的可爱，与教育及知识都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确已差不多遗忘学校生活了，尽管我常会突然产生好像生活在学校附近的感觉。这种感觉，大约是隐喻。我们所受的教育，好像不是在学校之中，而来自于学校附近。来自于学校附近一个兜售饴糖的大姑娘——她挎着竹篮，竹篮里放着两只铝皮饭盒。这种饭盒我们在学工的时候也使用过，每天早晨拿着饭盒，我心里有自豪感：可以不读书了，终于长大成人了。在工厂食堂，捧着热气腾腾的饭盒，看着附近的青工边吃边闹，我觉得他们是最幸福的一群人。他们的饭盒上都刻有自己名字：“蔡国庆”或者“王建军”。我捧着的饭盒是我父亲借来的，上面也刻了个名字：“曹华生”。一喊就成“炒花生”，我为这个名字感到难过。同学们的饭盒也大都是现成的，就是说上面都早刻好了名字。在学工期间，我们都以铝皮饭盒上的名字相互称呼，有一个同学极其沮丧，我们一喊她，她就脸红。她的饭盒上刻着她舅舅的名字：“皮银涛”。我们喊她“避孕套”。照理说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玩意，但学工使我们眼界开阔。我们在一家乳胶厂学工，它生产两种乳胶制品：气球和避孕套。以至我后来看到节日里飘飞的气球，总会不怀好意地一笑。而大姑娘的两只铝皮饭盒上刻了什么名字，我当初就没在意，她的两只铝皮饭盒里一只装了白色的饴糖一只装了红色的饴糖。她说：
“你们不要去睬那个老太婆，我的好，我的红饴糖是用胭脂调的，她用的是鸡血。”
学校的教育使我们严肃紧张，有点冷漠，有点麻木。而我以后生活里的多愁善感，或许与吃多了她的红饴糖有关吧。在学校附近，还有一个老太婆也在兜售饴糖——她挎着竹篮，竹篮里也放着两只铝皮饭盒。据说她的红饴糖是鸡血调成的。
这么多年，我常常会有生活在学校附近的感觉。我们是生活在学校附近的一代。所以，我们也常常在真理与爱情、光荣和梦想的附近徘徊着，踌躇着。对于学校，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老师，不是同学，更不是教室。是操场。操场是学校生活中最大最空的一块地方、一段时间。我穿越过多少操场呢？煤渣、沙子在脚底屑屑作响。一个秋夜，我与一位女子在操场边恋爱，这是我们城里有名的一所中学的操场，它与学校脱离开来，夜晚也不关门。高冷的星辰下，有人跑步，有人学骑车。他歪歪扭扭地骑着自行车，一颗彗星跟在身后。在他摔倒的一刻，彗星的尾巴正扫过他的后背，他连忙爬起，借助这微弱的光芒，扶好自行车，检查它摔坏了没有。即使相隔遥远，我也看得清他脸上心疼的苏州人表情。但这转瞬即逝，我永远记得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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