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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长高的早晨，大地也会飞。在阳光长高的早晨里，大地也是轻松的。它在飞。接连的阴雨天，难得见到阳光。有时候黄昏雨后，夕暮在墙角铺垫一层薄薄的光苔，矮得仿佛小巷履迹。大地好像已不习惯飞了，由于接连的阴雨天，它飞得有些不稳，一角斜斜的，宛如晒在白麻绳上的一床被单，但它还是在飞，只是被单上的花朵——这摇篮里的婴儿，尚在沉睡。克利有幅线描，画的是花朵怒放，肆无忌惮的样子。我感到了睡态，我感到了这些怒放的花朵的睡态：它们是一家人，肆无忌惮地沉睡在自己的床上。她的小腿搁上他的腹部，粉红的脚趾随着他的呼吸颤动。我从没在日常里见过沉睡的花朵，我只在克利的这幅线描上见到。克利想表达怒放的意态，我却感到肆无忌惮的睡姿。“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其实花朵一直在沉睡的，不眠者是人。花朵沉睡在自己怒放的美里。
我非花矣，却也是一个沉睡的人，所以就能从怒放的花朵上找到睡意。我很少失眠。这几天倦极，想早点休息，躺上大床，精神反而来了。读川端康成《花未眠》一文，毫无“新感觉”，起码没有我的感觉新。看看时间还没到十二点，就给朋友们打打电话。能听到一个睡意朦胧的声音，就像见到一枝沉睡的花朵，我是愉快的。我想睡意是我们日常里最美的东西，睡过去了，就什么也不计较。只是会做梦也挺麻烦的。尤其醒来后还能记起的梦。
尤内斯库在《我越来越困难了》之中，说过一个梦：他到机场，他要乘飞机到另一个机场去。它在城市的另一边。要到那里去，他没有自备车，也没有地铁，也没有出租车，他只得徒步去。他走过一条条通道和地道，顺着城市边上的沿河公路走着，总是沿着一条河——也许它就是塞纳河吧——和一些铁轨走着。不时，来到一个个十字路口，那里的房子高而阴暗，不过都是些死胡同。他要穿过一些工厂，或者说一些类似工厂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很匆忙，一副工作的样子。他要越过一堆堆的大桶，一堆堆奇怪的机器，它们好像是些轮转印刷机……
他的梦太长。当我读到“轮转印刷机”时，觉得它像是一种赌具。接着，他继续写道：“我时而发现一条长廊，它把我引向一扇门，但当我把门打开时，却看到立在我面前的是一堵墙。我折回来，走到另一些门的前面，不是这些门只通向没有出口的房间，就是我又撞上另外一堵墙。”尤内斯库的梦还没有完。如果他真做了这个梦，那这个梦也太剧本化。假如是虚构的话，他可真是“越来越困难了”。不仅仅是困难，完全是枯竭。
给朋友打完电话，我睡意全消。《花未眠》读不下去，就拿起新寄来的《文论报》。碰巧看到尤内斯库的“困难”。在报纸上，即“困难”上方，有一幅雕塑作品的照片。没有作者署名。我猜想是布朗库西的。也有一种梦幻感。但他的梦比尤内斯库的梦要来得朴素。布朗库西的梦是人类童年的梦，而尤内斯库已是人类老年的梦了。尤内斯库大约是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肯定是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很会做梦。国土小的国人都会做梦，就像远离京都与省城的诗人们是都会做一些梦的。在穷乡僻壤的诗人们，阿门！
就像阳光长高的早晨，大地在飞一样。在穷乡僻壤，也没什么不好。他起码能听见鸡叫。在半夜。在黎明。如一根支持得住的棍子，使大伙儿尖锐地醒来。想想，我已有多少年没听到鸡叫了。我生活的城市，属于十分尴尬的城市：既没有京都与省城的歌剧，也没有穷乡和僻壤的鸡叫。数数，我已有五年未闻鸡叫，所以，早就没有“闻鸡起舞”的雄心。
这一年，我们五六个朋友去江边一个县城参加朋友的朋友的婚礼。去参加一个县城的婚礼，我挺激动。我们被安排在招待所里，招待所的门口满是鸡屎。我站立片刻，就是没见到一只鸡。别说是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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