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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垂的白色窗帘。一只明代的木雕佛头，放在书架顶端，它像这座书房里的文化首领，俯视着这一切：我与老人坐在佛头对面。
翘翘大拇指，老人谈论起朋友们的艺术。老人常常谈论起他的朋友们，说到他们的死，情不自禁地就会叹气。这是我至今都印象深刻的。
“九一八”事变后，老人从东北流亡到北平，那时，他只有十四五岁。带着一个救国的梦，也是一个求艺的梦，开始了他以后风云变幻的人生。和老人同时期的大多数艺术家，他们的艺术，都是怀着一个救国的梦而开花、而结果。我想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最有热血和最有理想的一代人，也是最受磨难的一代。国家，艺术，在老人心目中，像吃饭时拿在手上的一双筷子那样自然。
但他常常吃不上饭。在北平，老人进了私立美专。自幼他就爱画画，喜欢画猴子；名人画谱上的猴子：母亲纸剪的猴子；药店门口石柱上蹲着吃桃的石雕猴子；山东卖艺人肩头穿着古旧红衫的猴子……看老人近年的肖像照，我觉得有白猿之相：一种孤傲、无畏、又神奇的光芒，于须发间当风。这一座私立美专的校长是张恨水，校董中有刘半农。此刻的刘半农正热心为赛金花立传，就把老人拉去，为赛金花画像。老人画了张速写。
北平求艺期间，老人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被国民党拘押，当局要老人写个声明，说脱离共产党，往报纸上一登，就可以释放，老人拒绝了。于是，被递解到南京，定为政治犯后，又押解到苏州，关在“苏州反省院”里。
“好！”老人翘翘大拇指，连声说好，说起一首诗歌——《大堰河——我的保姆》。在“苏州反省院”里，他被关一年半，这期间，老人交了一个朋友，他也被关在里边。他就是艾青。老人是这首诗的第一个读者吧，他读到的是草稿。老人被深深地打动了，也就更怀念沦陷的东北三省。老人的故乡在辽西一个农村，接近内蒙古，曾有朋友开玩笑说：“你老家出白薯和胡子。”而白薯和胡子，在此刻，遥远得甚至美好起来。有过亡国之痛的人，才会义无反顾地热爱家园里的一切。他想起故乡的一座小山，叫“它山”的小山。以后，“它山”就成为老人常用的一个名字。一个笔名，一种怀念，一种热爱，也是一种命运——“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一手向中国民间艺术学习，他一手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以至被扣上“毕加索加城隍庙”这顶帽子。这顶帽子现在看来没什么了不起，还可以说成博大精深的艺术包容，但在当时，就是“封资修”的代名词，就是打倒的对象。尽管这已是后来的事了。老人见过毕加索，这也是后话。反省院出来，艾青去常州，谋到一个职业，在常州女子师范学校做美术教员，而老人生活无着，想起张恨水，就去南京。以后的岁月中，他和艾青一直很友好，只是晚年疏阔起来。艾青去延安，说起来，还是他带路。他对这路熟悉。当时，他在重庆，是从延安去重庆的。“国共合作”面临破裂，周恩来问他，你是去香港呢，还是延安。他说：“去延安。”恰巧艾青和罗烽也准备去延安，他就带他们上路，还化了装，他装扮成国民党军官，艾青装扮成他的秘书，罗烽——我想来个头高高大大吧，还有点鲁莽，就只得装扮成一个勤务兵。在去延安的路上，一位画家、一位诗人和一位小说家，浩浩荡荡地走着。不，只能说小心翼翼地走着。
张恨水在南京办份《人报》，老人，喔，那时他还只有十六七岁，就投奔《人报》去了。但《人报》已有美术编辑，还是位当地人。张恨水望着这位昔日弟子，想了个主意，给他介绍一些南京报纸，让他靠画漫画为生。一张漫画的稿酬，是一块现洋。当时一双英国名牌皮鞋，也只卖三块现洋。他给《扶轮日报》——一份铁路部门办的报纸——一日隔一日画上一张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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