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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新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的主张也不完全一致，还有的新左人物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为新左派。这些都表明了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
总体来看，中国新左派的思想主张，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左翼和后现代理论，也有一部分人借鉴和承袭老左派思想，其主张与老左派相近。
举一个搬用西方新左的例子。当代美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一文中这样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有那么一段时间，世上万事都变得可能。换句话说，那个阶段是全人类大解放的时机，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释放的时刻。就这一点来说，毛泽东对这个进程所作的比喻最发人深省：‘我们这个民族’，他大声疾呼，‘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旦里面的核子被撞碎，其释放的热量将会产生巨大无比的力量。’在文革中，这个意象促使了旧式封建与乡村结构的粉碎，同时也促使了那些结构中的旧习俗神奇般地消除，进而唤起了一场真正的群众民主运动。然而，裂变的影响，分子能量的释放，‘物质能指’的松绑，可能出现一场令人惊骇的场面。也就在这一时刻（我们现在才知道），毛泽东本人在面临他亲手发动的运动进程到达最终后果时鸣鼓收兵了，也就是说，在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时候，‘上海公社’成立之际，他下令停止对党的机器的进一步解体，并且迅速扭转了这一实验方向（今天我们当然看到了其明显的后果）。”1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真正的民主运动，还是专制权威操控下的群众运动？“文革”是毁灭文化的倒退还是“神奇般地创新”？在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心目中，詹姆逊这些议论，至少是盲人摸象。
詹姆逊对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他称这是“站污”革命史。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将毛主义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涂上斯大林的面具，并且加以玷污的宣传运动……是诉毁60年代史企图的组成部分。”2
詹姆逊说，今天看到了否定“文革”明显的后果。他说，由于毛泽东投有把“文革”进行到底，致使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正是西方新左派对今日中国社会性质的定位。
詹姆逊的议论，被中国的新左派搬过来了。比如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说：“以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界标，以不断革命和批判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宣告终结……并在开放的改革实践中把中国逐渐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之中。”3
难怪沈昌文说，新左派扮演的角色，是一个“邮差”。
另一位新左派人物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一文中，赞赏毛泽东在“文革”中实施的“大民主”。他说，用“大民主”打倒“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核心内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它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竟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4除此之外，崔之元还在其他文章中说，“文革”有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应该从“文革”中吸取群众运动经验。
新左派的上述主张牵涉到当前中国政治的一个根本问题，即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中国多数官员和民众以及自由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文革”，认为“文革”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于中国是一场巨大灾难。
新左派对全球化持质疑或是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边缘化。西方国家打着全球化的幌子，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是经济侵略和盘剥的工具。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只能是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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