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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苏联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之间，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美国。而且，一旦“自由”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他们还是清醒地意识到在现实中“自由”与法西斯的本质区别，它的不少成员甚至挺身而出直接为“自由”而战，如著名的马尔库塞在二战时还加入美国的战略服务处。对“纯学术”、“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别的重要性的这种自觉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不应忽略但恰恰为中国的某些学者无意或有意忽略掉的。
战后，法兰克福学派“身居”美国已久。面对这个政治虽然相当“民主”“自由”、“政治批判”几乎可以无所不言但其政治统治实际十分稳固的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在这种语境中自然从“政治批判”更多地转向“社会批判”。实际上，他们认为，政治批判的初步任务已经完成。这样，他们主要是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大众文化以科学技术为载体，利用各种传媒，使“文化”成为一种“标准化”工业生产的商品。这种以商品行销为目的的流行文化的大批量生产已经达到无孔不人的地步，制造、左右人们的口味、情趣乃至习性，使人变成一种没有思考能力、没有意义的“平面人”、“单向度的人”。其中隐含着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意义，他们进一步指出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体制中，“大众文化”成为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主导者和宰制者。由此，他们对大众文化做出了激烈而深刻的批判。当然，这种激烈的批判理论能在美国社会“发扬光大”，这本身又构成某种“悖论”。
当我们的社会由“计划”走向“市场”的时候，必然也会有某些“文化”走向市场，会产生、出现流行文化及其附生现象。但这并不构成机械照搬“批判理论”的理由。因为这种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开始“转型”的社会很难完全契合，“大众文化”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环境中与在美国社会中的意义也非常不同。其实，在我们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正是对信息的单向输控，如“文革”期间只有几个“样板戏”进行强制性观看，才使人变成简单、贫乏、机械、空洞、苍白且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今天，像画廊、音像公司等“文化商业”机制的出现，当然有诱使艺术家“向钱看”的负面影响，却又实实在在地为“另类艺术”的存在提供了新的空间。恰恰是这种机制打破了“单向度”，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可见，“大众文化”在转型的社会与“高度发达”的社会的意义是相当不同的。在转型社会中，第一步的任务其实还远未完成。有论者以自己在美国的经验，感叹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可谓“字字矶珠”，入木三分。我以为，这说明《单向度的人》紧紧抓住了那一特定社会的问题，但惟其如此，它与其他社会的距离必然也就越大，它的局限性也就越大。所以，当与之不同的另一社会“引进”这一“批判”时，就更要慎重，更要对其作一番“规模不小”甚至是“伤筋动骨”的加工改造，才能真正得其神髓。另外，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成员强调，他们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是“激进的而非保守的攻击”，这一立场，是非常值得重视和深思的。
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也为一些中国学者亦步亦趋，竞相仿效。似乎中国的背景就是法兰克福批判的背景，“启蒙”已经完成，现在是批判、清理“启蒙”、“理性”、“人道主义”的弊病的时候了。在这一点上，中国有学者写道：“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对启蒙运动以来通行于西方的主要理念如文明、进步、理性、科学、技术、民主、人道等都进行了批判性再思考”，并实际以法兰克福的观点论曰：“人道主义的理念中蓄含着反人道的因素，它与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辔而行。不管是在学理的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欧洲的人道主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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