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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紧贴当代中国社会脉络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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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诚兄的“当代中国社会八种思潮”,对今天这种社会思潮作了细致的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甚有意义,引人深思。我认为,这些思潮如此不同,有的针锋相对、截然相反。从“学风”上说,产生这种分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话语”是否紧贴中国社会的脉络。

大学时代,“中国古代思想史”是我的专业课之一。当读到明末清初学风突变,以黄宗羲为宗祖的浙东学派坚决主张“言性命者必究于史”,钱大昕强调以读史来救治当时学风之弊,对长期的“经”、“史”两分强烈不满,章学诚进而提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盈天地间,凡涉著述之林,皆是史学”、“圣如孔子,言为天铎,犹且不以空言制胜,况他人乎?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近儒谈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等论述时,我并未理解其中大有深意,反不无轻慢地以为饾饤琐屑。

或许,只有岁月才能使人理解深刻。这些年,我对“唯文本是信”的荒诞与危险感觉越来越强烈,认为越来越严重的“唯文本”阅读,是当前值得重视、应当警惕的“学风”之一。这种“纯文本”阐释,舍去历史,通篇都是最新潮、最时髦的“学术话语”,以此歪曲历史使之符合“理论”。而“趋新若鹜”的青年学子,格外容易被其震住、唬住、迷住,不知不觉便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待历史与现实。因此,我经常不厌其烦、不惮重复地写文章,提出要透过“文本”,要看到“文本”之后的历史实在,指出“纯文本阐释”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时,30年前读过、当时并未理解、几乎已被忘记的浙东学派突然浮现出来,真正体会到他们对“不切人事”、“离事而言理”,这种貌似饾饤的“学术批评”和对“史”的强调,其实是饱含着历经一个王朝覆灭劫后余生者的椎心泣血之痛!

例如,在今日中国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最突出或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的出现,即“文化”通过技术或“文化工业”大批量“复制”,成为行销的商品。这种“文化”或“文化现象”,无疑有着不容忽视的缺欠。战后,在美国最终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流行/大众文化”最为发达的美国为典范,对“流行/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作了鞭辟人里的分析和批评,可谓振聋发聩,确有启发和借鉴意义。这样,今天中国的“文化批评”者们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评理论。不必细举,读者只要稍稍翻阅有关文章,便可发现多数几乎是“全盘照搬”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过,认真思考一下,把这种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对“发达资本主义”进行批评的理论全盘照搬过来,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或者说,其实也不符合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精神的实质。

20世纪30年代初,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形成,不久就面对着法西斯极权统治的威胁和迫害。因此,它的批判锋芒首先针对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它对法西斯主义作了激烈的批判,但对斯大林的苏联也作了程度不同、有的还是相当严厉地批判和否定。它的晚期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哈贝马斯还提出了“左派法西斯主义”这一引起激烈争论甚至备受批评的概念。对这种批判,人们可因种种原因或是赞同或是反对,但应该承认,它首先是一种深刻的政治批判,是一种反对政治专制、极权的理论。不错,它对“自由主义”也有严厉的批判,但它是从“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和坚持并不彻底(它认为是这样)这一角度来进行批判的,而不是对自由本身进行否定。尽管他们对美国、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也有着非常严厉的批判,甚至将其与法西斯独裁相提并论。但值得玩味(或说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当面对法西斯的迫害而不得不流亡他乡时,在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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