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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史，我是外行，但一直在关注。所以，很希望能尽早看到马立诚这本书。作者有传媒人的经历，同时又是作为中国30年思想交锋的亲历者，有他特定的表述方式，不需要按学术研究的范式去要求。
社会思潮是与它并存的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我们常提到的制度、规制就是与一种最外显化的制度化结构相关联的，还会与这种制度化结构中的不同人群相对应。对于一种思潮，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人群对它认可，赞同，反对，也就是说，这种思潮影响了哪批人，哪批人在行动中选择或是呼应了这种思潮？在这里，会有一种动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值得关注的。
怎样表述中国当代思想史？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张显扬谈过，中国当代思想史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看。一个叫“指导思想演进史”。在中国，指导思想是一种不同于外部别国“社会主流”的“主导”。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制度中，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一般社会思潮是不同的，但与它同处的社会思潮又有一种重要关联。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当年讲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到与国民党争天下；从作为苏联（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联合政府”构想到“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结束“文革”到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提出“四个坚持”到确立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至到提出“三个代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人权人宪，加入世贸组织，提出“科学发展观”与“维稳”，等等。这种指导思想的演变，是需要认真梳理的。
第二维度是“思想改造史”。1949年前后的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普遍推进的“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运动，要解决的都是思想问题，也就是在思想上要整齐划一，消灭或者最起码是要否定各种不同的思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亲美、崇美，反苏、疑共的思想，“两忆三查”运动是要提高阶级觉悟，坚决跟共产党走。前两天，我看《冯友兰学术自传》很有感触。冯说：通过参加土改，明白了到底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的问题，改变了以往认为地主和佃农是“互惠关系”的错误思想，认识到了地主是在“剥削”。冯友兰的这个认识过程，拿到今天来看，是很值得玩味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以看作思想改造的一个方面；而“斗私批修”，思想专政，把拥护党的领导作为公民“义务”，则是实现改造的另一个方面。
第三个维度是“思想解放史”，始于否定“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解释权”之争，等等。思想解放像是一个未完成的乐章，无疾而终，为什么？也值得思考。
从以上三个维度可以看出，在独特的当代中国制度文明质态之下，后总体性社会中各种思潮之所以显现一些脉络，一方面是因为当政者一直强调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则由于各种思潮的涌动。不同的思潮并不是多元并存，有一些则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为什么？很有必要深入分析。
马立诚所列八种思潮，相互间会有部分主张的重合。就社会中的不同人群而言，与这些思潮又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可以简单地划清对应关系的。在人与社会、民族、国家这些标题之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国（家）一社（会）本位”，也可以链接到今天的“以人为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与阐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反全球化，在某种情境下，也可链接。在文化断裂后，接续“儒家”,既可以针对当下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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