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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是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流行的产物，因此，人们对社会思潮的解读和认知，不可避免地插上了观察者本人的标签，可谓见仁见智。然而，有一点是可以形成共识的，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由不同思想聚集起来社会思潮，继而对各种思潮进行刻画，是理解一个国家文化多样性和历史复杂性的重要钥匙。
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同时也寄托着他本人的思考和忧虑。本书第一部分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是他长期以来的思想结晶。马立诚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归纳为八种，即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无论这种划分与描述是否准确，是否存在失却，我们认为，马立诚从事的这项工作是极为有意义的。其意义就在于，通过作者对八种思潮的介绍和阐释，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认识中国的现在，探知中国的未来。
2011年10月21日，博源基金会诚邀有关专家、学者，就马立诚关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报告进行专题讨论，由此构成本书的第二部分。在这次讨论中，与会者竞相发言，提出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认识的不同观点。杨继绳认为，从制度构建的角度看，八大思潮可以归结为两大思想体系，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其他种种社会思潮都会汇集或依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中。雷颐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的“话语”，要紧贴当代中国社会的脉络，切不可游离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之外。高全喜则提出比较苛刻的要求：“归纳社会思潮需要建立不同位阶的谱系”，并对马立诚有关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描述进行批评。李循提出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三个维度，即指导思想演进史，思想改造史和思想解放史；并提请人们注意当今世界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中国的社会思潮始终是处于“整体世界”或“全球化”语境之下。郑也夫除了对马立诚的描述框架进行点评外，提出“民间宗教”应纳入思想史家的研究视野。值得注意的是，竹立家的观点与很多与会者不同，他强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充分证明通过中国人民艰难的理论创新和卓越的社会改革实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我们对未来理想社会和文明形态追求的基本价值原则。”可见，博源基金会组织专题讨论，旨在搭建观点碰撞、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思想交流平台；同时，我们把不同观点客观地呈现给读者，任由人们鉴别、取舍和评判。
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选取了与主题相关的几篇文章作为链接，以期为读者提供更为宽泛的视角。除了葛兆光、萧功秦和徐友渔等思想史学者对中国当代思潮的不同解读外，我们特别选取了赵复三和王笛的文章。两位作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共同的问题：人们往往是通过少数思想家来了解历史，似乎只有精英人物的“思想”才具有彰显价值。“思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复合体，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阶层、地域划分、教育背景等因素，使人们在思想领域发出不同的声音。比较而言，下层民众的思想和声音，常常被精英的话语权所遮蔽；而对民间思想的关注、采集和整理，将会更为鲜活地再现历史和理解历史。我们的刻意之为，不仅是希望研究者拓展观察的视角，而且也是向广大读者转达这样一种信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因为我们自身就是历史的组成部分。
博源基金会
《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丛书》编辑小组
2011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