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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东有条清水河，河岸是个小山坡；社员坡上挖红薯，闹闹嚷嚷笑呵呵。忽听河里一声响，河水溅起一丈多，吓得我忙大声喊：『谁不小心掉下河？』大家一听笑呵呵，一位姑娘回答我：『不是有人掉下河，是个红薯滚下坡！』”一九五八年八月开始，中国废除了乡一级的行政体制，一窝蜂地改成了人民公社，又一窝蜂地办起了公社大食堂，农民们不在自己家里吃饭了，到公社食堂里大吃大喝起来。“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当时风行大江南北。公社食堂用粮时毫无计划，而且大肆浪费，有些地方还推出了吃饭比赛，一些参加比赛的农民为了夺得吃饭冠军，把自己吃成了胃扩张，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几个月以后，中国各地的粮仓空空荡荡了。然后，这出浪漫主义的荒诞喜剧无奈落幕，现实主义的残酷悲剧随即拉开了帷幕。
大饥荒冷酷无情地笼罩了中国。由于此前各地都虚报粮食收成，国家征收量远远髙于实际产量。虚报收成是地方官员的向上表功行为，付出惨痛代价的却是农民，他们的口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也被国家征收了。一些地方以革命的名义，开始了野蛮和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奉命成立“査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査。在农民家中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粮食就动手殴打农民。安徽凤阳县的小溪河公社在“反瞒产私分”运动中，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多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中。这时候，饥饿犹如狂风般席卷而来，死亡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根据后来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大跃进期间，仅四川一个省饿死的人数就高达八百一十一万，每九个人里面有一个饿死。
很多年过去后，就在人们不断反思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之时，大跃进式的发展却仍然在我们的经济生活里到处崭露头角。大跃进式的机场建设、大跃进式的港口建设、大跃进式的高速公路建设等等，这些大规模的基建项目理论上必须事先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可是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都是先上项目，再向中央政府报批。于是不切实际和铺张浪费的重复建设项目比比皆是，而且如同革命运动一样磔淼烈烈。以港口建设为例，在河北和天津的六百四十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秦皇岛、京唐、天津、黄骅四大港口。二〇〇三年的时候，虽然这四个港口都处于“吃不饱”之中，可是四个港口仍然不断加大投资扩建力度。
有意思的是，一些超前的大跃进式的建设，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下，很快轴就从“吃不饱”变成了“吃得太饱”。然而另外一些大跃进式的建设，仍然处于则饥饿之中。一些建成多年的高速公路，比如河北的石黄高速公路和江西的泰井高速公路，至今还是为数不多的旅行大巴和轿车行驶其上，几乎看不到集装箱车。网上有人戏称这些高速公路随时可以进行比赛，也有人喜气洋洋地说这些安静的高速公路是度蜜月的好地方。
一九九九年，教育部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中国教育的大跃进开始了。到二〇〇六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五百四十万人，是一九九八年一百零八万人的五倍；高等学校在学人数二千五百万人。为此，教育部骄傲地声称：
“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艰苦努力，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千多美元的条件下，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
今天的中国，光荣的数据后面总是隐藏着危机。中国的大学用于扩招的贷款已经超过二千亿人民币，这笔数额巨大的贷款很可能成为中国商业银行的又一轮坏账，因为中国的大学实际上无力偿还用于扩招的贷款；另外，大学学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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