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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边我说过，安禄山叛乱的背后隐藏着人性的卑劣和帝国制度的严重漏洞。在介绍完杨国忠和安禄山彼此无限释放野心、贪欲，进而满足私利之后，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安史之乱之所以能够发生的客观原因。
纵观当时大唐帝国的客观形势，安史之乱的发生可谓是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是大唐帝国的劫数所在，即使不出现安禄山、也会有李禄山、王禄山等等。
大诗人杜甫在他的诗作《忆昔》中这样描述开元盛世：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
诗人的笔法绚丽多彩，到开元年间大唐帝国已经走过百余年的岁月，其间国富民殷、繁荣昌盛、祥和安泰，所以人们对那个时代给予了无限的赞美之词。
然而在杜甫华丽诗句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隐患，那就是奠定开元、天宝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均田制由于土地的买卖和兼并的日益猖獗却在悄悄地瓦解。
唐代著名历史学家杜佑曾经说过：“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驰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杜佑将大唐帝国黄金时代和汉成、哀二帝衰败的时代相比，可见当时土地兼并现象已经到了无药可医的地步。
由于均田制的土崩瓦解，农户的大量逃亡，致使建立于均田制之上的作为大唐帝国军事基础的府兵制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进而无法维持原有的秩序，因为府兵制的最大特点是无无论粮饷、兵器都要自备，在那个没有商业的年月，这一切都要依靠土地。所以均田制一瓦解，府兵也就无力再承担兵役，不得不逃兵役，结果只能是府兵制日趋瓦解。
我在前边曾经介绍过张说的兵制改革，可以说李隆基接受张说的兵制改革建议，就是在上述的条件下为了弥补兵源的不足，于是接受张说改府兵制为募兵制的建议。
在当时来讲，张说的这项改革是颇具创造性的，募兵制改变了府兵制时寓农于兵，当兵成为一种长期、固定的职业，从而引起了大唐帝国军队体制极其格局的重大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前期近半数以上的精兵强将集中于京师长安所在的关内道，对京师以外地区保持着居重驭轻的完全的控制能力，但是到了李隆基时代，为了维护唐朝前期对外扩张打下的领土和频繁的对外战争，所以在边镇地区屯驻重兵，并不断增设节度使，到了天宝元年（742年），边镇节度使已经增设到10个（包含1个经略使），所有边镇的兵力加起来将近50万，战马8万余匹。
当时唐朝所有的军队加起来不过60万人，可是由边镇10个节度使直接指挥的军队加起来竟然有将近52万人，而朝廷直接控制的兵力仅有8万人，不知不觉中大唐帝国的兵力分布格局已由唐朝初年的内重外轻在潜移默化之中转变为内轻外重，边镇之兵由于长久不调配，长期驻守一地，逐渐变成了边将的私人势力。与此同时，前边我说过边镇节度使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掌管军队之外，还主管地方的行政，俨然成为一个集军事、政治、经济诸多大权于一身的地方土皇帝，这无疑成为其后产生藩镇极其割据的最适宜的温床与土壤。
可以说，当时所有的节度使并不是只有安禄山有野心，安禄山只不过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甚至是蛋糕做的最大的一个，加上他那不可遏制的野心和那杨国忠激烈的矛盾冲突，所以起兵造反是必然。
《新唐书@兵制》上记载了一句话：
“及府兵法坏而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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